於是，索爾曼又從英國匆匆回到了巴黎。
最緊張的一幕，是在瑞典駐巴黎總領事館裏演出的。
遺囑執行人立即著手轉移財產。本來索爾曼打算，他自己帶著那些證券去英國和瑞典，由於這樣行動的危險性太大，花費的時間也很長，所以不得不放棄了這一計劃。
他們雇了一輛馬車，從銀行保險箱裏取出全部證券，悄悄地運送到總領事館。
途中，索爾曼帶上了早已準備好的左輪手槍，坐在馬車裏，穿過巴黎的大街小巷。他簡直是坐在諾貝爾的幾百萬財產上，一路上小心翼翼，以防突然事件發生。
車到總領事館後，他們將這些證券票據，逐一進行登記，包紮成捆，然後密封，再拿到郵局去，寄往英國倫敦和瑞典斯德哥爾摩早已商量好的銀行。
這些活動都是在總領事諾達林的大力支持下進行的，這位總領事始終采取了積極配合的態度。
一天，當遺囑執行人正在總領事館的一個房間裏登記、包裝證券和票據時，諾貝爾的兩個侄子雅爾馬和路德維希，以及侄女婿裏德斯托普，來到了總領事館。他們試圖請求諾達林的支持，諾達林在隔壁房間裏若無其事地、非常沉著地應付了他們的來訪。
在最後一批證券送出後，諾達林建議遺囑執行人，主動設宴宴請他們，希望在這種非正式的宴會上取得和解。
隨後，遺囑執行人在拉帕薩格王子城有名的彼得餐館，安排了一次豐盛的晚宴。
開始，氣氛很緊張。隨著晚宴的進行，氣氛才慢慢緩和下來。直到招待員端上咖啡時，雅爾馬才提出了實質性的問題。
他說：
“如果認為波福什是諾貝爾的真正戶籍地，這純屬虛構。大家都知道，我叔父的戶籍地應當是巴黎，或者是聖雷莫。自然，巴黎更為可取，因為他在巴黎一直居住了17年。而且擁有住宅，還雇用了職員。”
最後，他堅決主張，法國的法院是檢驗遺囑合法性的唯一法院。
遺囑執行人沒有同他爭論，隻是告訴他，全部重要證券已經運出法國。
這一宣布，猶如一枚炸彈爆炸！
遺囑執行人同雅爾馬之間的矛盾，非但沒有緩和，反而加劇了。
當天深夜，索爾曼帶了兩個大提箱，消失在夜幕裏。
原來提箱裏麵，裝滿了從馬拉科夫大街諾貝爾公館裏取出來的信件和票據。它們隨著索爾曼離開巴黎，轉移到了聖雷莫。最後回到了瑞典。
以雅爾馬為首的諾貝爾親屬，由於諾貝爾寄存在法國的證券全部運離，隨即向法國的法庭起訴。
他們首先要求扣押諾貝爾在巴黎馬拉科夫大街的住宅。
法院同意了他們的請求，判定不能出售。結果使後來組建的諾貝爾基金會失去了一筆不小的收入。
雅爾馬還去了德國，扣押諾貝爾的財產。
他事先設法弄到了財產扣押許可證，待到遺囑執行人在德國處理諾貝爾遺產時，因而受到德國法院的阻止。當時存放在德國銀行和其他公司的資產，合計約有600萬馬克。由於不能及時處理，以致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
在英國，他們的財產扣押卻受到了抵製，因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損失。
然而，反對執行諾貝爾遺囑的呼聲，並沒有停止過。
當時在一份瑞典報紙《我們的祖國》上，發表了一組文章。這些文章公開指責說，諾貝爾的遺囑是難以得到承認的，其中許多條款違背了繼承法，而且缺乏愛國心，將會受到道德上的譴責。
這些文章宣稱，諾貝爾的遺囑在原則上是不妥的。遺囑中所指定的受益人，實際上並不存在，遺囑執行人僅僅代表基金管理機構。他們既不代表已經去世的諾貝爾，也不代表以後推選的獲獎者。因此，隻有諾貝爾的親屬才有資格繼承遺產。
這些言論對普通民眾影響極大，並且動搖了評獎機構的決心。
1897年4月。
為了捍衛遺囑執行人的權力，林達哈根在瑞典報紙上發表文章，給予反擊。
同年5月。
瑞典政府在收到遺囑執行人提交的遺囑副本和備忘錄後，責令檢察總長采取必要的法律調解手段，以促使遺囑生效。
瑞典文學院中，以馬姆斯特倫和漢斯·福塞爾院長為首的反對派，拒絕參加有關評獎細則的討論。他們甚至對遺囑橫加挑剔，懷疑遺囑中指定的文學獎評獎機構“在斯德哥爾摩的文學院”，是否指瑞典文學院。
遺囑中指定負責評定物理學和化學獎的瑞典皇家科學院，也拒絕接受評獎任務。
瑞典皇家科學院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團體，他們的抵製既增加了遺囑執行人的困難，還助長了諾貝爾親屬反對遺囑的情緒。
盡管諾貝爾親屬極力反對，關於遺囑的合法性問題，最後還是由卡爾斯庫加縣法院來進行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