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後，各個青年小組熱烈地議論這次辯論，“神秘的彼得堡人”舌戰民粹派理論大師的新聞在莫斯科知識界不脛而走。許多人拋棄了民粹主義的幻想，接受馬克思主義，列寧也因此成為包括反對派在內許多人注目的明星。
從1893年底開始，自由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謝·尼·尤沙柯夫、謝·尼·克裏文柯等人在《俄國財富》等雜誌上發表文章，以“人民之友”和“人民思想家”自居，不僅依然固執於錯誤的理論，而且對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係統”的責難，尤以所謂民粹派“思想大王”米海洛夫斯基為甚。他們宣揚，是否合乎人性應作為判斷社會現象的標準，“傑出人物”可以按“自由意誌”改變曆史發展的方向，而馬克思並沒有創立新的曆史觀，馬克思的《資本論》僅僅是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把邏輯力量與淵博知識、全部經濟學文獻以及有關事實的精細研究結合起來的範例；馬克思的辯證法也不過是黑格爾三段式的重複，而馬克思的學說之所以傳播很快，並不是因為它的科學性，而是它給人們描繪了一個誘人的遠景；馬克思在創立自己的學說時並未重新審查一切關於曆史過程的著名理論，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麵對這樣一種理論竟迷信透頂。他們還極力美化自己的一些理論，硬說馬克思主義想把“每個農民都拿到工廠鍋爐裏去煎煮”，手工業是“人民生產”、“人民製度”，而資本主義工業是人為的，不是從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發展而來，社會主義可以直接從俄國的村社生長出來。
列寧在小組其他人的一致要求下，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寫下了《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文。1894年春該書出版時，列寧講明該書的寫作目的是：向盡可能多的讀者解釋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揭露民粹主義的性質是資產階級小市民思想。列寧深刻地闡述了曆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闡明了構成社會經濟形態的生產方式是社會基礎的原理，論證了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列寧指出，曆史唯物主義確認人的行為的必然性，摒棄所謂意誌自由的荒唐神話，但絲毫不取消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動的評價；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否定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但是個人的活動隻有符合曆史規律，而且彙合到人民群眾的鬥爭中去，才能取得重大成果；俄國社會經濟製度既然是資產階級的製度，那麼，“要擺脫這個社會隻能有一條從資產階級製度本質中必然產生的出路，這就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列寧十分中肯地告誡俄國的先進知識分子要研究俄國的經濟現狀，“在現實的而不是可能的社會經濟關係中去尋找支撐點，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獲得成就”。
在批判民粹主義的同時，列寧還同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進行了鬥爭。
“合法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90年代在俄國部分進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產生的思想政治流派，因在合法報刊上發表宣傳馬克思觀點的文章而得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彼·伯·司徒盧威、謝·尼·布爾加柯夫、米·伊·杜崗、巴拉諾夫斯基、尼·亞·別爾嘉也夫等，出版《新言論》雜誌、《開端報》和《生活》雜誌，早期代表作是1894年司徒盧威寫的《俄國經濟發展問題的評述》。“合法馬克思主義”雖然讚賞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進步、資本主義必然取代封建主義的論斷，並據以批判民粹主義，甚至一度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同路人”，但是，它聲稱不受馬克思主義的“約束”，用改良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用經濟唯物主義代替曆史唯物主義，片麵用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來讚揚資本主義的“進步性”，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為此，1895年春出版的《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狀況的資料》文集收入了由列寧撰寫的化名為克·伊林的文章《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文章全麵分析了民粹主義的社會學觀點、經濟觀點和政治綱領，認為民粹主義是從小生產者的立場來反對農奴製度和資本主義製度的，它的綱領中帶有許多空想、反動的成分，但反對中世紀製度的條文應肯定，不能全盤否定。列寧指出，司徒盧威對民粹主義的批判是從客觀主義的立場出發的，而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出發。客觀主義隻說明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對資本主義作抽象的超階級的解釋，過分標榜客觀性，在證明資本主義一係列事實的必然性時，把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宣揚為合乎理性的全人類利益，把資本主義的進步冒充為普遍的永恒的進步。針對“合法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黨性原則的攻擊，列寧係統論述了無產階級的黨性與科學性一致的原理，指出“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作任何評價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