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麵，陸遊主張效法北宋仁宗時期的行政製度，精簡機構，刪除律令繁文，提高工作效率，整飭吏治軍紀，加強中央集權，統一抗金意誌。在用人方麵，陸遊反對“重南輕北”的偏見，希望朝廷注意選用從中原流亡到南方來的有誌之士，這樣可以給中原淪陷的百姓以安慰，表示朝廷並沒有忘記他們，從而增強他們對南宋政府的向心力。在軍事方麵，陸遊和樞密院的其他官員意見一致，主張用十分之九的兵力固守江淮，用十分之一的精銳兵力進攻山東，深入敵後，開辟戰場，等到徐州、鄆州、亳州一帶平定後，主力部隊再向北推進。可以說，在當時，這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戰略。
可惜，陸遊的建議並沒有受到孝宗的重視，更沒有被采納施行。孝宗即位初期雖然做出了支持北伐的姿態，但實際上並沒有痛下決心，勵精圖治。他所寵信的仍然是一些貪婪狡黠、撥亂是非、敗壞朝綱的小人。陸遊認為要想發憤圖強、收複中原，就必須除掉這些禍國殃民的奸黨。為此，他屢屢勸諫孝宗，觸怒了皇帝，被逐出了京城，貶為鎮江府通判。
隆興二年（1164年）春天，陸遊前往鎮江赴任，恰好這時張浚以右丞相的身份督師江淮軍馬，路過鎮江。陸遊的父親與張浚是舊交，陸遊便熱情地接待了張浚。張浚看到陸遊有膽有識，就對陸遊格外垂青。而陸遊對張浚也很尊重，積極獻計獻策，支持他出師北伐。隨同張浚來到鎮江的還有一些年輕幕僚，陸遊與他們意氣相投，常常在一起討論軍國大事。他們的愛國熱情和豪邁氣概，也給予張浚很大的鼓舞。可惜的是，張浚派遣李顯忠、邵宏淵討伐金軍，由於二人有矛盾，未能精誠配合，導致了符離之敗。雖然張浚及廣大將士並未灰心，而是重整旗鼓，準備再戰，然而這次戰役的失利卻成了主和派反對北伐的借口。他們散布謠言蜚語，對張浚及北伐軍進行肆意的攻擊。在這種情況下，宋孝宗動搖了收複失地的決心，由支持主戰轉而主張妥協求和，投降派的勢力卷土重來，重新掌握了朝廷大權。這一年，南宋與金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隆興和議”，張浚被解除兵權，不久病故，凡是支持張浚北伐的人都相繼被調離、遣散或免職。乾道元年（1165年）陸遊調任隆興府（今江西南昌）通判，第二年又被投降派加上了“結交朋黨，鼓吹用兵”的罪名，罷職回鄉。
就這樣，陸遊從34歲初次走上政治舞台，到42歲被免職回鄉，七八年間經曆了仕途的坎坷，對黑暗的現實和腐敗的朝政有了切實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