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當德國駐巴黎大使看到《格爾尼卡》的照片時，喝問畢加索：
“那麼說，這幅畫是你幹的？”
畢加索義正辭嚴地說：
“不，是你們！”
因為戰爭的緣故，《格爾尼卡》在大洋彼岸他鄉作客近40年。直至1981年初，按照畢加索生前遺願，它終於回到了西班牙馬德裏普拉多博物館。
畫完《格爾尼卡》之後，畢加索就和道拉·瑪爾，帶著阿富汗獵狗卡斯貝克，偕同艾呂雅努施夫婦，去了莫金斯的“大天地旅館”。勞累後的輕鬆使畢加索怡然自得，瑪爾的溫柔相伴更是解除了他的疲憊。他們散步，閑聊，做各種遊戲，仿佛回到了青梅竹馬的童年時代。
有一次，畢加索帶了一隻猴子回旅館，他總是逗著它玩，使瑪爾吃起醋來。猴子成了他們家庭中的一員，可是這家夥不知好歹，竟然在海灘上咬了畢加索的手指。瑪爾連忙拿出一張報紙，上麵登載了一條新聞，說某國國王因被猴子咬傷中毒致死。這真是絕妙一計，畢加索再也不敢碰猴子了，他要瑪爾把它退到原來的商店裏去。畢加索對自己的生命是非常珍視的。
他們和艾呂雅、努施一起去看一個兒童畫展。畢加索看得異乎尋常的仔細，他還用手指在一些線條上摹劃著。艾呂雅開玩笑說：
“他們比你還畫得好嗎？”
畢加索回答得很認真：
“我像他們這般大時，就能夠畫得和拉斐爾一樣；但是我學會像他們這樣畫，卻要花去我一生的時間。”
兒童畫手法馬上就反映在畢加索隨後的創作中。《貓與鳥》，線條稚拙，畫麵樸素，凶相畢露的貓與奄奄一息的鳥體現了一種兒童的恐怖心理。《拿船的少女》也是如此，兒童手法使變形合乎情理。也讓大人產生更多的共鳴。
畢加索和瑪爾回到巴黎，還帶來了他房東的小女兒伊內斯。房東有三個女兒，都在采花場工作。畢加索怕沙巴泰太累，想再找一個仆人幹家務，好讓沙巴泰專心負責信件處理和接待來賓。伊內斯聽說此事，主動對畢加索說：“我願意侍候於您的左右。”畢加索就把她帶到了巴黎。伊內斯很快適應了這個新環境，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她是這個環境的管理者和操持者。
1938年冬天，畢加索被坐骨神經折磨了幾個星期，他一天到晚隻能躺在床上，任憑病痛踐踏他並不脆弱的身體和寶貴的光陰。沙巴泰戚戚地說：“對於你，這真是一件不妙的事，不能畫畫。”
畢加索顯得更憂鬱：“病算啥玩意兒？我倒不在乎這個。我擔心的是在我動手畫一道美妙的線條時，就會有人用槍炮來搗亂。”
大家心裏都明白，畢加索指的是戰爭。沙巴泰一語中的：
“他擔心的是戰爭對他的創作的威脅。在這個沒有精神衝突就不能生活的人看來，和平是必不可少的。”
科克多後來也不得不佩服，畢加索預言過的一些事，在當時並沒有什麼跡象，但是它們總會得到驗證，事態的發展，最終總要躍入他預料的圈套。
許多略通醫術的熟人和不熟悉的人紛紛找上門來，說有良方妙技能治好畢加索的坐骨神經。起初沙巴泰把他們都拒之門外，他怕有居心不良者混入其中。畢加索說，痛也是痛，就讓他們試試吧，說不定會出現奇跡呢。
果然，有一位醫生使用畢加索從未見過的中國火炙療法當場讓他站了起來，兩天就恢複了以前的活力。畢加索嘖嘖稱奇，沙巴泰在一旁奉迎：“這是上帝特意為您派來的。”
他不知道，中國人才不信上帝呢！
畢加索病剛好，馬上就去了馬爾德附近的布朗布萊，泰勒母女倆住在那兒。瑪麗亞的吸引力要比母親大得多，她已經兩歲了，長得極像父親，矮矮胖胖，一雙眼睛又大又黑，十分可愛。瑪麗亞有點會喊自己的名字了，但在她的嘴裏，“瑪麗亞”就變成了“瑪雅”。畢加索高興地說：“瑪雅，真是地球上最美麗的名字，太美啦！”這樣，他們就昵稱她瑪雅·沃爾特。
隨後，畢加索滿足了自己離開巴黎的迫切願望，來到了地中海濱的安提貝斯。這是法國南部的一個小港，遊人很多。畢加索和道拉·瑪爾、沙巴泰時而驅車到尼斯拜訪馬蒂斯，時而到弗列由斯去看鬥牛，加緊享受戰前的片刻休閑。
一天晚上，畢加索和瑪爾在安提貝斯港灣散步，他們看到一群漁民正在撒網打魚，雖然人不少，但他們一個個沉默寡語，表情呆板，像是承受著極大的重負。乙炔燈在漆黑的夜晚裏挖出一團碩大的光亮，整個世界似乎就這麼一點光明和希望了。
畢加索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想起了迫在眉睫的戰爭，想起了在貧困線上掙紮的人民，想起了祖國，以及故鄉馬拉加……
二、戰爭的陰影
1939年9月1日，德國法西斯以閃電戰進攻波蘭，戰爭狂飆席卷歐洲。這天晚上，羅蘭特·潘羅斯來到了安提貝斯畢加索的住所。畢加索正在畫他前晚和瑪爾散步時看到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