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頭幾天裏，畢加索一口氣畫了25幅草圖，道拉·瑪爾生動而真實地拍下了這幅油畫的創作過程。畢加索對這一做法十分欣賞，他說：“用照相記下一幅油畫的連續變化，是很有趣的。通過照片，人們也許會了解藝術家具體表現他的幻想時的腦力勞動過程。”另一個被允許進入畫室的人是艾呂雅，有他在一邊評說，更能激發畢加索的想像力。
當畢加索畫完最後一筆時，畫麵已高達349.3厘米，長776.6厘米，直頂到屋梁的椽木上。這間房子雖然夠寬了，但要擱下這幅畫，還是勉為其難，隻有讓它向後仰一點，才放得下。畢加索每次創作和修改上麵部分時，都必須站在扶梯的頂端，看上去就像是空中作業。
畢加索在畫中糅合了寫實和立體主義的各種手法，線條繁複卻主題鮮明，寓意隱含但激情流露，觀眾一看即能心領神會，根本不亞於一幅寫實的力作。變形和怪誕的表現方式，讓人過眼不忘，觸目驚心。畫麵的最右側，一個女人高舉雙手，大概是從一座著火的房子上跌下來；另一個婦女向前猛跑，慌恐與憤怒布滿全身。左邊的母親，手托著被炸死的嬰兒，啼哭呼號響徹天宇。右邊角上，一個婦人的頭顱探出窗子，向前平舉著一盞油燈，將這一切都展示在光亮之下，讓人們看明白，看仔細。畫麵中央的高處，有一片光，酷似眼睛，可眼睛的瞳仁卻是一個燈泡；地上倒臥著戰士們殘缺的肢體，臂雖斷，劍已折，可依然緊握不放；劍旁有一朵鮮花，這是對英雄的哀悼，對戰爭的控訴，對光明的呼喚。正中，因受傷而嘶鳴的馬頭張裂著嘴，幾枝箭自上落下，仿佛是命運的終結者。左上方，一個眼睛已經移位的牛頭，麵目猙獰，顯然是邪惡的象征。
整個畫麵由黑、白、灰三色構成，籠罩著陰鬱的悲劇氣氛。所有的形象都是超越時空的，它預示了現代戰爭的非個人性質，從而蘊蓄著對人類自相殘殺的質疑和對十惡不赦的戰爭販子的鞭笞。
《格爾尼卡》公展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奔走相告，人們感到了畫家在嚴酷的政治現實麵前所表現出的覺醒。當時正在讀法律專業的小說家洛德·羅伊說：“我被畫中的暴力驚呆了，心中愕然產生從未有過的焦慮。”超現實主義詩人米歇爾·萊裏斯總結了《格爾尼卡》的絕望感：“在一個猶如‘潘多拉匣子’的黑白長方形裏，畢加索向我們顯示了深刻的悲哀——我們所愛的一切行將滅亡。”
巴黎的《文獻》雜誌專門為此出了一期特刊《向畢加索致敬》，其中有一篇文章竟然是他的情敵喬治·巴泰寫的。詩人艾呂雅情不自禁地寫了一首《格爾尼卡的勝利》，與畢加索的畫相呼應。詩人赫伯特·裏德在《倫敦公報》1938年第六期上撰文《畢加索的格爾尼卡》指出：“他的象征是平凡的，和荷馬、但丁、塞萬提斯的象征一樣。因為隻有最普通的事物在灌注了最強烈的感情時，一件超越所有流派的偉大藝術作品才會誕生，而且誕生永垂不朽的人物。”
畢加索在接受《法蘭西文學報》的采訪時，有一段擲地有聲的發言，他大聲告訴社會，告訴人們，怎樣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你以為藝術家是什麼，一個這樣的低能兒——如果他是畫家，那就隻有一雙眼睛；如果是音樂家，那就隻有一對耳朵；如果他是一個詩人，那就隻有一具心琴；如果是一個拳擊手，那就隻有一身肌肉嗎？恰恰相反，藝術家同時也是一個政治人物，他會經常關心悲歡離合的世情，並從各方麵作出反應。他怎麼能不關心別人，怎麼能以一種冷漠的態度逃避現實，而使自己同那麼豐富的社會生活隔離起來呢？
不，繪畫並不是為了裝飾住宅而創作的，它是抵抗和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格爾尼卡》在挪威、英國、美國各地巡回展出，參觀者都是人山人海，其中也混雜著極少數法西斯分子，他們妄圖尋找機會，毀壞畫麵。當然，這都是徒勞的，人民像保護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樣地保護著《格爾尼卡》。一幅畫，雖然不能把和平的鑰匙交給人們，但它能賦予人們追求和平、幸福的力量與信心。去倫敦展覽前，因張伯倫訪問慕尼黑，使政局變得十分險惡。羅蘭特·潘羅斯電報請示畢加索如何處理，畢加索本來對展覽看得很淡，一聽是這個情況，他的回答迅速而肯定：繼續籌備。展覽如期開幕，巡回各地，受到普遍歡迎。潘羅斯說：“幾乎沒有人不感到它的感情的力量。”在倫敦西區新伯靈吞畫廊展覽時，佛朗哥黨徒搶先一步，訂走了較大的一個展廳，要展出西班牙學院派藝術代表祖洛阿加的一幅大油畫。這幅畫構圖平板，僵化，運用旗幟、槍炮、軍服等無聊的形式鼓吹佛朗哥的軍事行為。另一個與之相通的展廳裏，卻是戰爭悲劇的如實反映，一邊門可羅雀，一邊門庭若市，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接著，《格爾尼卡》去了美國。展覽期間，《紐約時報》刊登了畢加索寫給美國藝術家代表大會的一篇聲明：“我一直相信，現在仍然相信，以高尚的精神從事創作和生活的藝術家，麵臨這場人類文明的最高成就遭到危險的鬥爭，不能也不應該無動於衷。”
40年代，經畢加索同意，《格爾尼卡》借給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但他同時向公眾表示，一個重獲民主自由的西班牙，才是這幅畫永遠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