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愛情在畢加索的心目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
畢加索低估了自己的影響力。他剛安家不久，就發現周周圍圍又住了不少的藝術家，他們經常出沒在畢加索和伊娃最喜歡的咖啡館裏，談論藝術和政治。其中有一個叫托洛茨基的流亡者，每每大放厥詞，唾沫橫飛，以至於畢加索總懷疑自己的咖啡裏混雜著這個人的政治謬論。
畢加索和伊娃好不容易住了一年，實在呆不下去了。他們又遷到斯科爾契大街的一處時髦寓所，但地處荒涼，正對著蒙帕納斯公墓。畢加索問伊娃，怕不怕？伊娃平靜地說：“有什麼可怕的？墓地是人的家哩。”如果我們相信生死有命，那麼這句話就成了伊娃來日不長的讖語，她正是在這間房子裏，穿過畢加索溫暖有力的臂膀和哀慟欲絕的目光，進入了永恒的“家園”。
報上時常登出一些抨擊立體派的文章，畢加索聽任阿波利奈爾等人去辯護和反擊，他不置一詞。但他愈是沉默，就愈是有人推波助瀾。1909年，畢加索的作品走出法國，第一次在德國慕尼黑的桑霍塞畫廊展出；1910年冬，倫敦的後期印象派畫展竟然夾雜著畢加索的兩幅作品，《拿花束的裸體姑娘》和《薩果像》；1911年，立體主義漂洋過海，在紐約的福托·塞森畫廊露出廬山真麵目。
外國收藏家們將畢加索的繪畫視為熱門，他的聲望和作品的價格穩步上升。1914年，《賣藝人一家》以11500法郎成交。
1913年秋，阿波利奈爾就職於《巴黎晚會》，他做的頭等大事就是刊出了畢加索的五幅立體主義結構的複製品。這些用木頭、錫片、鐵絲、紙板做成的各種吉他，使這份雜誌僅有的40個訂戶39戶退訂。但畢加索這種根據自己的主觀意念改變實體性質的做法，深得阿波利奈爾之心。他興奮地叫畢加索“貝寧的小鳥”，這是因為他在貝寧發現過一隻青銅雕成的小鳥，它的嘴裏噙著一隻蝴蝶，還有兩條高昂著頭的蛇守護著它。
這個綽號似乎詩人的味道太濃，但比起蓋圖德稱呼畢加索“我的小拿破侖”、“我的麗人兒”來，那就規矩多了。
1914年，畢加索和伊娃又去了亞威農，陪同的還有勃拉克、德蘭。他們以充沛的精力創作了大量的油畫和拚貼。這時，畢加索的父親剛去世，伊娃的身體狀況欠佳，使他的情緒非常煩躁。他小心地看護著伊娃，把內心積鬱的苦惱全部潑瀉在畫布上。
局勢的變化真是難以預料。8月2日，法國對德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大地上卷起滾滾濃煙。法國的名畫家都必須奔赴前線，保家衛國。西班牙籍的畢加索得以留駐巴黎。在車站的月台上，畢加索與勃拉克、德蘭擁抱相別，他們期待著戰爭盡快結束，畫室才是值得他們終生拚搏的“戰場”。
巴黎的情況非常糟糕。坎威勒爾是德國人，他的畫廊自然被查封，加上經濟蕭條，人心紊亂，畢加索的畫又賣不出去了。而且，大街上的人們都用憤慨的眼神盯著畢加索，恨不得把這個躲在後方的強壯漢子攆到敵人的炮火底下去。畢加索對著伊娃自我解嘲地說：“如果勃拉克、德蘭他們把木製假腿搭在椅子上，一邊談論前方打仗的事，豈不是很可怕嗎？”
伊娃真的給嚇怕了，她不要畢加索出去，好像一出家門就是前線。伊娃幾次告訴畢加索，她聽到了炮聲。
畢加索對此十分擔憂。盡管他們離炮火還很遠，但戰爭卻時刻折磨著伊娃羸弱的軀體。
一陣秋風吹來，伊娃咳嗽了，她竭力瞞著畢加索。
病情愈益嚴重。伊娃切實感受到了這一點，她患的不是短暫的支氣管炎，而是和戰爭一樣可怕的肺結核。她用厚厚的紙包住血跡斑斑的手帕，塞進垃圾桶的底層；她不斷地往臉上塗抹脂粉，掩飾兩頰的蒼白。
伊娃，這個天使般的女孩，她要在自己的愛人麵前保持一如當初的美麗、寧靜和溫柔。
這要忍受多麼大的痛苦嗬！肉體和精神的痛苦。
這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嗬！青春與生命的代價。
但她不怕。因為愛情的力量，可以戰勝這一切。
伊娃是勝利者，她戰勝了庸俗的生和消沉的死。
伊娃的病情難以控製，她住進了醫院。畢加索擱下手裏的畫筆。每天都去醫院陪她，他盡可能答應伊娃的要求。然而伊娃已別無所求了，隻要畢加索在她的身邊。
1915年12月14日，伊娃拉著畢加索的手，微笑著咽下了最後一口氣，容顏一如當初的美麗、寧靜、溫柔。而一縷香魂，緩緩升入了天國。
安葬伊娃時，隻有胡安·格萊茲、馬克斯·耶科等七八位朋友在場，其餘的都被戰爭拖去了。
畢加索看上去並沒有流淚，但心卻在滴血。他始終用牙關咬緊嘴唇，身體搖晃著，一如秋風中幹枯的樹枝。格萊茲在給前線的雷納爾的信中說：“看畢加索那樣子，仿佛自己要跟著伊娃去了。”
耶科勸畢加索節哀，還不合時宜地說了幾句俏皮話，但他的話更加重了慘痛的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