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巴黎去
19世紀後半葉，法蘭西第二帝國在拿破侖三世的統治下，飛速向現代化邁進。商業中產者弱肉強食，或破產消亡，或轉化為工業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巴黎，以其大工廠、大銀行、大商場及其新聞、電報等通訊手段一躍而為歐洲的首都，各國大批的藝術家紛紛投奔這裏，企圖在經濟的繁榮裏尋求藝術的歸宿地和突破口。然而，大多數懷有抱負的藝術家們都深感失望。
一夜發跡的工業資產階級頭目，由於經曆了從無到有、從窮到富的巨大落差，驚魂未定，他們隻承受得了一種“象征著無盡繁華和穩定的”文化藝術，他們隻欣賞光潔、清致、細膩的富於學院古典主義趣味的作品，因而引起了激進青年藝術家的反感。
變革的洪流已經不可阻擋。
60年代，莫奈、雷諾阿、巴依齊、西斯萊等人，一起來到巴黎格萊爾畫室學畫。他們討厭照葫蘆畫瓢，有一天，莫奈對夥伴們說：“咱們走吧，這裏於健康不利，這兒不說真話。”在他們看來，學院派的作品都是麵具，沒有真實的生命。
他們經常在一家叫做蓋爾波瓦的咖啡館集會，除愛德加·馬奈已有一些成就外，其他均是無名之輩，包括後來被稱為“現代繪畫之父”的塞尚。於是，馬奈成為公開反對官方藝術的首領。作家左拉是他們堅定的支持者，他利用自己的聲望為馬奈的藝術辯護。1863年春，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在“落選沙龍”上引起軒然大波，受到拿破侖三世及其法國紳士們的痛斥。左拉立即發表長文《論馬奈》，充分肯定了馬奈繪畫的那種“由個人氣質決定的富有人性美的對現實的表現形式”。
1874年，畢沙羅、雷諾阿、西斯萊等人在卡普辛大道35號借用了攝影家納達的一間工作室，組織了一次“獨立沙龍”，與官方的“秋季沙龍”相對抗。34歲的莫奈就在這次畫展中推出了一幅震撼畫壇的習作《日出·印象》。《喧噪》周刊的記者路易·勒魯瓦指責莫奈“否定了美與真實”，而嘲之以“印象主義”。不料，這個名稱從此彪炳畫史，變成了極富號召力的一麵光輝旗幟。
雖然印象派還隻停留在對光、形、色的粗淺的思考上，它的革命是不徹底的，但它畢竟打響了第一炮。它的貢獻在於：以莫奈、雷諾阿為代表的對光與色的探索，成為後來馬蒂斯“野獸派”的圭臬；而馬奈、德加和塞尚對文藝複興所建立的空間的質疑則是畢加索立體主義的出發點。
而後，凡高、塞尚、高更橫空出世，尤其是塞尚於1886年宣告與印象派決裂，標誌著現代藝術的發端。塞尚覺得印象派孜孜以求的“閃爍的陽光與流動的大氣”都是轉瞬即逝的東西，信佛一種虛擬語氣，讓人模棱兩可。他要探索新的途徑，用整體的穩定的繪畫因素，表達自己對世界的感知。塞尚的意義在於他動搖了傳統的繪畫標準“像”，而提出了新的準則“知”。把這一準則推到極致的，就是——畢加索。
1900年，畢加索來到了巴黎。
他目不轉睛地眺望著埃菲爾鐵塔，像閱讀一部傳奇。
他不斷地往來於塞納河兩岸，穿梭在乞丐、妓女和頹廢派詩人之間，他掀開巴黎“自由而浪漫”的封麵，看到的是和西班牙同樣的內容，處處充滿了生存的艱難。
這一年，巴黎真熱鬧。
迎接20世紀到來的巴黎國際博覽會規模空前，經曆了無數屈辱、已年屆六旬的大雕塑家羅丹在展覽會上獲得了他生前最大的一次成功，“令人惡心的羅丹”一夜之間成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光榮。正如美國作家戴維·韋斯所說：“巴黎是無法預言的。”
畢加索在博覽上意外地看到了自己的作品，而且作為西班牙當代名作選入了博覽會出版的畫冊。
資金緊張和巴黎藝術界的活躍氣氛使畢加索無心再繼續他的旅程，他留在巴黎了。畫家耶森、雕塑家馬諾洛是他的第一批朋友，還有同來的沙巴泰和卡沙蓋馬斯。他們不修邊幅，尖俏刻薄，把不被承認的才氣都轉化成另一種能量。熱心的馬諾洛在向同道介紹畢加索時，總說是他的女兒，弄得人哭笑不得。
在盧浮宮博物館，畢加索潛心研究安格爾、勞特累克、莫奈、塞尚等前輩大師們的作品，他手摹心追，會意忘言，抽空自己畫幾幅，雖不多，卻可以看出他吸收新影響的快捷。他的臨時畫室在加布裏埃街49號，附近是一座山，山上便是蒙馬特爾。
這時，畢加索最親近的朋友是沙巴泰，他們形影不離。現在仍可以看到畢加索當時為沙巴泰畫的一張像：沙巴泰穿著黑色大衣，身上披著玫瑰花，走在墓地間。從神態到背景，都沾染了頹廢的色彩。
畢加索很幸運地遇見了加泰羅尼亞實業家馬納奇，馬納奇用150法郎買下了他的全部作品，並對他表示，願意每月付150法郎的工資，請畢加索按時交畫，畢加索答應了。他還結識了經營小畫廊的伯薩·韋爾夫人。畫家都是靠這些人的“慧眼”吃飯的。
正當畢加索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情況卻急轉直下。他的同伴卡沙蓋馬斯一到巴黎，就愛上了一個姑娘，但那個姑娘卻對他的瘋狂追求無動於衷。卡沙蓋馬斯神魂顛倒，瀕於崩潰的邊緣。畢加索看著他“人比黃花瘦”，一天天憔悴下去，心裏不忍。他想，馬拉加燦爛的陽光也許能療治好朋友的單相思。這樣，他半勸半拖，將卡沙蓋馬斯帶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