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時身穿工人服，有時穿長袍，有時一身農民打扮，奔波在農村、牧區，活躍在工廠、學校，宣傳革命理論，建立革命組織，使察綏革命鬥爭呈現生機勃勃的新局麵。在他和工委的領導下，察哈爾地區很快建立了82個村農會、4個區農會和1個縣農會，發展農協會會員近千人。
1927年4 月27日，中共“五大”代表會議在武漢召開，多鬆年作為熱河、察哈爾、綏遠3個特別地區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召開的，會議期間，多鬆年結識了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等黨的著名領導人和革命活動家。
會議結束後，許多同誌勸他留在北京避一下風頭，但他執意返回了張家口。這個時候，張家口的警察局正到處懸賞捉拿“大共產黨多鬆年”，多鬆年很快布置完工作，把一些同誌隱蔽好後，化裝回到了離開多年的家鄉麻花板村。多鬆年到家立即找到當地的黨組織，向他們傳達了中共“五大”的會議精神。這個時候，歸綏的特務已發現了多鬆年，開始跟蹤，他不得不經常更換住處。此後，多鬆年又到包頭以及大青山後的農村牧區，完成了“五大”精神的傳達任務。
英雄定格在22歲時
多鬆年在1927年夏末回到老家麻花板村，這是他自走上革命道路後，第三次回家。在家隻待了三天兩夜，就打算回張家口，妻子幫他重新換了一身衣服，父母在前麵探路，避開了特務的盯梢，直奔火車站，沒想到還是有特務盯上了他。他決定立即趕回家，改換一下裝束再走。
多鬆年回到家後，燒掉一些文件，在炕上坐了很長時間，然後站起來，不慌不忙地更換衣服，臉上的表情異常沉重。這一切都被細心的妻子察覺到了，她愁容滿麵地說：“要是實在不能去，你就過上幾天再說吧！”多鬆年自言自語地說：“看來敵人確實開始注意我了。可是，如果敵人搜到了那些文件，就會犧牲更多的同誌，我怎能為了保護自己讓同誌們遭受犧牲呢？”多鬆年對妻子說：“放心吧，敵人輕易抓不到我。我走了以後，家裏的事就全靠你啦，好好撫養孩子，讓孩子學文化，將來接著鬧革命；好好照顧父母，他們受了一輩子苦，沒過上一天好日子，等你到了40歲時，一定不讓你再受苦。眼前這點苦，咬咬牙也就過去了。”說完這句話後，多鬆年迅速消失在了夜幕中，匆匆趕往火車站。
火車很快就到了張家口市，多鬆年一下火車，就發現被特務跟蹤了。他飛快地穿街繞巷，將“尾巴”甩掉，匆匆趕到西河沿的那間寓所，取出隱秘文件，用火燒掉。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來，多鬆年在軍警的吼叫聲中，迅速把最後的一份文件投入火中。
多鬆年被帶到張家口警察局，敵人對抓到大共產黨員多鬆年欣喜若狂，使用皮鞭、棍棒、燒紅的鐵條折磨多鬆年，要他說出革命機密和有關革命人士的名單和住所。多鬆年被打得皮開肉綻，但始終雙唇緊閉，隻字不吐。
一連折磨十多天，不見“效果”，奉係軍閥又以高官厚祿誘使多鬆年投降，而得到的是冷嘲怒斥。麵對這位年紀輕輕的共產黨員，敵人無計可施，便下令處死。第二天清晨，殘暴的軍閥用5根一尺多長的特製大鐵釘活活地把年僅22歲的多鬆年釘死在大境門城牆上。
當天晚上，多鬆年的同學、好友朱實夫冒著生命危險，偷偷地把多鬆年的遺體從城樓上背下來，葬在了萬泉山下的沃土中。
多鬆年 ，1905年4月出生於歸綏縣（現呼和浩特市）麻花板村一個貧苦的蒙古族農民家庭，又名多壽，蒙名烏力吉圖。
1923年5月，在歸綏青年學生抵製日貨、反對“二十一條”、打“盛記洋行”的愛國運動中，多鬆年都活躍在鬥爭第一線，成為骨幹。1923年秋天，多鬆年考入北京蒙藏學校，同年底，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擔任蒙藏學校團支部第一任書記，1924年秋天加入中國共產黨，是蒙藏學校黨支部負責人之一。1925年春，多鬆年與烏蘭夫、奎璧創辦了內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農民》。1925年9月，多鬆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回國擔任中共察哈爾特別區工委書記，1927年4 月，作為熱河、察哈爾、綏遠的唯一代表，赴武漢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1928年8月，多鬆年被捕，將他活活釘死在河北省張家口市大境門的城牆上，年僅2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