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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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同誌參加的入黨儀式
1915年，麻花板村的收成好於往年，多鬆年向家人提出了讀書的想法，父母商量後，將他送到了歸綏舊城的席力圖召，請這裏一位當喇嘛的親戚教多鬆年識字。
多鬆年稱呼這個喇嘛為六姥爺，屬於那種有知識、有正義感的人。白天幫助六喇嘛燒茶、提水，晚上六喇嘛教他識文寫字。幹活識字之餘，六喇嘛還給他講“林則徐虎門銷煙”、“獨貴龍運動”等故事，六喇嘛所講的許多故事讓他明白了許多道理。1918年春天，13歲的多鬆年被送到歸綏石王廟小學，開始了正式的讀書生涯。
1923年秋天，多鬆年考入北京蒙藏學校，1924年秋末的一個夜晚，正在學校讀書的多鬆年，跟著趙世炎走進了北京宣武門附近的一所破廟裏，李大釗和鄧中夏坐在香案旁的小油燈下正在低聲交談，趙世炎和多鬆年坐在對麵的椅子上。
這時李大釗嚴肅地說：“多鬆年同誌，根據你的申請和趙世炎同誌介紹，我們決定吸收你加入中國共產黨。希望你今後忠誠地為黨的事業服務，為人類的解放奮鬥終生。”李大釗隨後站起來，在案子上用彩色粉筆畫了一個鐮刀斧頭，代表中國共產黨黨旗，接著李大釗宣布舉行入黨儀式，多鬆年麵對莊嚴的黨旗，向黨宣誓：“為了黨的事業，革命到底，永不動搖！”
創辦革命刊物《蒙古農民》
1925年春天的一天，趙世炎找多鬆年談話：“組織上交給你一個新任務，李大釗同誌指示，讓你們辦一份小報，向廣大蒙古族群眾宣傳馬列主義真理，你考慮行不行？”多鬆年不加思索地回答：“完全可以。”
多鬆年回到蒙藏學校，正好碰上同學烏蘭夫，多鬆年與烏蘭夫商量後，第二天，他們找到奎璧，向他講了組織的意思和他倆的想法，奎璧表示讚同並願意參加。接著，3個年輕人在宿舍裏研究了小報的宗旨、內容、稿件來源、刻印、散發的具體事宜。多鬆年說：“就叫《蒙古農民》怎樣？” 他們都覺得這個名字容易為廣大蒙古族群眾接受。刊名確定後，就分頭去做首期的各項具體工作，多鬆年專門到蒙古族聚集的察哈爾、綏遠做社會調查。
火車到達張家口市，多鬆年便去京綏鐵路工會張家口分會、造幣廠、電燈廠，以及一些中等學校進行調查研究。他又越過萬泉山，來到了察哈爾農村牧區，找到當地的農民聯莊會，進行調查工作。白天找農牧民聊天，晚上在油燈下整理筆記。結束了察哈爾地區的調查後，多鬆年又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歸綏，顧不上回村裏侍候雙親及多年不見的妻女，他走工廠，訪學校，進農村，獲得了大量生動的材料，加快了創辦《蒙古農民》的步伐。
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戰鬥，1925年4月28日，《蒙古農民》第一期編印出來了。《蒙古農民》設置了很多欄目，有“政論”、“訴苦”、“醒人錄”、“好主意”、 “蒙古曲”。“蒙古曲”中有這樣一首詩：“張（作霖）才去，吳（佩孚）又來，街上死人無人埋！張（作霖）才來，吳（佩孚）又去，前後唱的一台戲！盼星星，盼月兒，盼人不如盼自己！”蒙古曲中還有一首詩，用生動鮮明的語言指出了當時人民群眾的“三個壞命運”：天光光，地光光，軍閥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傷！天光光，地光光，列強壓迫哭斷腸！
當李大釗看到首期印發的《蒙古農民》後，十分驚奇：“你們搞得不錯，這幾篇理論，聯係實際，針對性強，很有戰鬥力，就這樣辦下去。”與此同時，黨組織還把《蒙古農民》確定為蒙藏學校黨組織的內部刊物。之後，《蒙古農民》隨《向導》《新青年》和《工人之路》等革命刊物，一同散發到了熱河、察哈爾和綏遠，在蒙古族群眾中起到了很大的宣傳鼓動作用，受到了廣泛歡迎。
參加黨的“五大”
多鬆年、烏蘭夫等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蒙古農民》刊物時，中共北方區委對他們寄予了更高的希望，於1925年秋，派多鬆年、烏蘭夫等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他們不得不停下隻創辦了四期的《蒙古農民》。
在異國他鄉，多鬆年抓住一切機會學習俄語，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突破了語言關，各門功課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課餘時間，他瞻仰了革命導師列寧的遺容，還聽過斯大林的講演，也受到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瞿秋白的接見，更進一步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
1926年秋，黨組織決定讓他提前回國。中共北方區委委派他擔任了中共察哈爾特別區工委書記，專門負責領導察哈爾地區的革命鬥爭。
那個時候，由於軍閥統治和連年混戰，這一地區的民眾生活苦不堪言，革命烈火一觸即發，急需黨的堅強領導。多鬆年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來到塞外重鎮張家口，住在張家口橋西小河沿的一間小房裏，組織指導那裏的革命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