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年，歌德在關於緬因茲戰役的報告中，再次清楚地闡釋了他對朋友所說的那些話：“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使科學與藝術的神聖之火在灰燼中得以繼續保存，直到戰爭的黑夜過去，和平的黎明亮起為止。”
與席勒的友誼
意大利之旅結束後，回到魏瑪的歌德在各個方麵都受到冷落，精神上陷於孤獨狀態中。與席勒的友誼是這一時期讓他覺得心境得到滋潤的唯一一件事。
席勒出生於1759年11月10日，是德國文學史上著名的“狂飆運動”的代表人物，被後世公認為德國文學史上地位僅次於歌德的偉大作家。歌德以《少年維特之煩惱》轟動文壇，席勒則以詩劇《強盜》一躍成為文壇的寵兒。
從歌德與席勒的經曆，以及他們所宣揚的思想上來看，這兩個人能成為知交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歌德經常強調，兩人的相識是“極幸福的事情”。
歌德與席勒之間幾乎隔著一道難以超越的鴻溝，尤其在學問興趣和對自然的態度方麵，這種差異特別顯著。席勒對曆史比較感興趣，他認為人類意誌和自然力量的衝突是一種能夠激發人心的助推劑。而對歌德而言，曆史無論在文化方麵和倫理方麵都是令他十分討厭的，他認為曆史是“一張錯誤和罪惡的，紛紊狼藉的桌子”，其中沒什麼是非正邪可言。他所感興趣的是對自然的研究，他覺得自然統一和諧的大秩序，可以作為人類建立生存法則的榜樣和楷模，可以糾正人類每每陷於錯亂的行為。
他們倆之間不僅僅隻有上麵所闡述的這一點差異，更大的差別是他們對於抽象思想的態度。在這方麵，席勒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所要求的是“理論”和“觀念”，他在自然現象上加以觀察，將複雜的自然現象歸到同一概念的解釋上。而歌德卻是現實主義者，他對於感官所能接觸到的自然和呈現在他眼前的世界，並不作一些抽象概念的解釋，他尊重事實和經驗。
這些觀念上的差別也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們文藝創作上的態度和方法。歌德喜歡實地觀察事物，不帶個人主觀色彩。席勒說歌德的這種行為隻是“從外表上去看事物，而忽略了其內涵。”席勒的態度是主觀的，他所側重的不是物象本身，而是物象在人的心裏所引起的意念。歌德年老時，曾對他的秘書說：“席勒的大作《威廉·退爾》裏的地方色彩全是席勒自己構思而成的。”《威廉·退爾》是一部描寫瑞士英雄獵人故事的戲劇，席勒從未去過瑞士，卻將這一傳說詮釋得極為生動。可見席勒的作品中主觀與抽象的色彩十分濃厚。
歌德和席勒如此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但是，也正是由於這些不同，他們更能客觀而理智的批評對方，激勵對方的創作。他們倆由最開始的互相冷淡、輕視而發展為真摯坦誠地相互交往，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前麵我們提到，在創作態度上，歌德是現實主義者，而席勒是理想主義者，關於這一點，必須再做更進一層的解釋。現實主義者究竟是怎樣的概念呢？莫泊桑說：“現實主義者，假如他是個藝術家，他為我們顯示的並不是一幅生活平庸的景象，而是一個幻象，這幻象較之生活本身更完整、更深刻、更真實動人。”歌德就是這樣的一個現實主義者。如他自己所說：“當我觀察時，我是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我真實細膩地去觀察當前的事物而不加增損。反之，當我運用心靈時，我又可以說我自己是個徹底的唯心主義者，我不問事物的本身，隻問它是否與我對它的概念相合。”
所以，所謂的現實和理想不過是更偏向哪個方麵而已，正如歌德不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一樣，席勒也不是個絕對的理想主義者。他對歌德說：“詩人和藝術家之所以成為詩人和藝術家，是因為他們既能淩駕於純粹的現實主義之上，而又能不脫離感官的領域。”他的意思就是說，詩人和藝術家既要著眼於實在的物象，同時又不能讓物象禁錮自己的思想。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兩人的思想中，似乎有一些共通之處。
歌德說：“席勒的理想主義和我的現實主義是絕對不相悖的，我們兩人的趨勢沒有合流前雖是各自孤立的，但最後仍是能夠相互融合的。”如此看來，歌德和席勒並非南轅北轍，而是殊途同歸。這可以融合的主張和思想是他們能成為朋友的原因所在。
1794年5月，歌德和席勒在耶拿大學一起聽一場科學演講。演講會結束後，他們在路上討論各自對演講內容的看法和意見，不知不覺就到了席勒家。歌德覺得尚未盡興，於是在席勒家裏，兩個人繼續討論自然現象、經驗、觀念等諸多問題。歌德又提出了他植物進化的理論，結果雖然兩人的意見相去甚遠，但歌德覺得席勒和他同樣對自然研究很有興趣，而且兩人都承認，這些意見上的差異，隻是途徑不同，在將來或許會有一個共同的歸向。兩人欣然作別，之後他們一直保持著通信來往，彼此間的友誼也就開始日漸深厚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