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杭州僅是如此的文化水平？
那不鏽鋼管欄杆配到靈隱寺山門前，不僅是破壞了名刹的外
觀，更是改變了它的性質。寺院是佛門聖地，當是禁忌物欲，善
男信女隨緣捐助錢財原是用於寺院修繕維護。佛門應是弘揚佛
法，普度眾生，救苦救難的，一是從精神上普度，引導眾生向善；
二是幫助物質上有急難者（行善，興辦慈善事業，東西方宗教幾
乎完全一致的）。在舊社會，逢臘月初八，常州天寧寺總是煮大
量“臘八粥”布施，也該算是物質的善舉，自古不乏寺院收留落
難文人或義士的例子……這些便是散放佛教慈悲為懷精神的光
芒。山門前一配上不鏽鋼柵欄，完全變成商業性質、經營場所，
變成了換取金錢的資本，與眾生的關係變成了買與賣，徹底摧毀
了神聖的宗教精神。在我心目中，出過濟公活佛這樣的名刹，竟
與周圍彌漫銅臭的環境相融相混而渾然一體了，落到了這一步，
真不知佛教的神聖究竟還能
以何種方式存在？佛法究竟
又怎能廣大？文化的靈魂又
如何顯示？
其實，應該回答這些問
題的，又豈止一個杭州靈隱
寺！
眼前那配置不鏽鋼欄杆
的山門，在我心目中猶如一
隻巨大金屬錢幣的方孔，讓
我十分反感。我毅然對友人
和司機說：“我們別進去了，
走！”
我走過靈隱寺，沒進去。
再說外行、內行
記得1957年反右派運動，“右派”有個非常有名的觀點：“外
行不能領導內行”。對“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有力”反擊，
便是“外行就能領導內行”！這兩種觀點在當時，一種是反動的，
一種是革命的。那時的“外行”，不是我上一篇《官本位與奴性
遺傳》中所指的具體的領導幹部，而是將其上綱上線到“黨的領
導”，由具體上升為抽象，由微觀上升為宏觀，由方法論的分歧
上升到政治敵對，這不能說偷換概念，至少是轉移了概念，是無
限上綱。
無論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還是“外行就要領導內行”，似
乎都不正確也不科學，都有片麵性，都是絕對化。
內行當領導，有能領導好內行的，也有領導不好內行的。按
理說，內行當領導，與專業人員容易溝通，容易把握專業在事業
中發揮的作用，容易了解專業人員的甘苦。我們平時逢事先聽說
調一個知識分子到文化或教育、科研部門當領導，文化或教育、
科研部門的專業人員便往往會有很高的期望值，認為知識分子出
身的領導心會與知識分子貼近。其實這往往被後來的事實證明大
都並不是這樣。在職務還是由上級任命的幹部製度下，知識分子
一當領導，極容易變化。知識會是知識分子式的，而思想、觀念、
意識、人格、看問題的角度，卻可能會官員化，會持官本位的立
場。正如當前官場流行的一句話“屁股指揮腦袋”，大都會個人
得失為第一；上司意誌為先，是非曲直、正義公道為後；也就往
往把同行當做攔路障礙或當墊腳石。譬如文藝界，建國五十五年
來，好些專家做了官當了內行領導，在政治運動到來時，不照樣
顛倒黑白，把同行整得死去活來？丁玲、劉紹棠不都是遭當官的
同行落井下石九死一生嗎？中國本來就有句俗話：“同行是冤
家”。我曾在另一篇文章說過，中國知識分子本來因科舉爭自己
的前程，養成了根深蒂固的排他性，一遇名利誘惑這種排他性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