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宴上，客人私下說，麗麗怎麼嫁給那樣一個男人？ 麗麗是閃電結婚的。她的老公是市裏一家銀行的會計師，比麗麗大十二歲。但他一點也不像城市人。他常年患胃病，佝僂著身子，他厭棄似的不去打理頭發，蓬亂，油粘。他結婚那天還穿一套皺皺的西服。大家都說，麗麗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而麗麗的家人不這樣認為，尤其是她的二哥。她二哥是個小生意人，他說，家族裏應該有一個在銀行裏幹活。離開銀行誰能致富？麗麗是郵電所的臨時工，負責櫃台上的事務。工作並不忙，她有時間看看時尚雜誌，對著鏡子照照發型，偶爾還溜到街上做麵膜。因為是臨時工，她工作比別人賣力，人緣也好，在外打工的人也常常通過她的電話，把生活的境況和瑣事，轉告家裏。她結婚的宴席上，鄰居特別多——充滿感激之情的鄰居知道，麗麗完婚後，就要離開小鎮，去銀行上班，他們既感懷又惜別。而更多的人知道，這樣的婚姻不會維持太久。
這些人都錯了。事實上，麗麗直到現在也沒離婚。
麗麗婚前有個男朋友，在小學裏教書。他有繪畫的才華，在縣裏是小有名氣的畫家。他過於貧窮的家庭使他對麗麗的爭奪，顯得卑微弱小。麗麗是她二哥牽線認識她老公的。麗麗覺得認識這樣的男人，是二哥對她的侮辱，“我怎麼會嫁給他呢？你不覺的惡心嗎？”她對她二哥說。一個沒見識太多世麵的女孩子，易衝動是正常的；易被引誘也是正常的。她二哥說服了父母，采取迂回、多管齊下的方法。晚睡前，她媽媽就坐在麗麗床沿，說生活的道理：“老徐除了年齡大一些，還有什麼不好？他是土冒一些，但這樣的男人可靠。他有胃病，這是可以治的，又不是癌症。男人的長相不重要。你想想。小徐會畫畫，是有才華，我也喜歡他，畫畫不能當飯吃啊。你再想想。老徐市裏有房，他父母有錢，他自己是會計師。你愁什麼呢。吃好住好，你這輩子就啥也不缺了。他還答應了，你一過門，就到銀行裏安排工作。再說啦，他可以提帶我們家裏。這又什麼不好呢？”她媽媽邊說還邊數落她父親，說他不知道拍馬屁，當了一輩子的鄉丁，窮得一家人跟著沒出息，弄得四兄妹沒一個有工作。說著說著，她媽媽就悲傷地低泣。她不理會媽媽。她罵媽媽。她躲避媽媽。她起先覺得自己很可憐，後來又覺得媽媽可憐。她也抱著媽媽一起哭。她好像不是去嫁人，而是去就義。她的房間裏掛滿了自己的單色畫，鉛筆的，毛筆的，水彩的。她一邊看一邊發呆。她怎麼看也看不出畫裏的人是自己。葵花一樣的臉鋪滿陽光。她把那些畫全撕了。
美術師在1994年夏天，辭職到了市裏一家廣告公司做藝術監製。麗麗做了銀行的代辦員。但他們像河水衝走的樹枝，在同一河岸不同堤段上擱淺。他們沒有彼此尋訪也沒有路遇。他老公一直懷疑麗麗私下與美術師有來往。他的方法是，家裏的電話上鎖，掌控財務，暗地跟蹤。
在王麗麗小孩十歲那年，銀行改革，麗麗下崗了。美術師早已是廣告公司的老總。美術師一直單身。
在前不久的我們一個老鄉喬遷。我和美術師一起喝喜酒。對麵的桌子上坐了一個頭發有些麻白的女人，有些臃腫，神情木然，不時地看我們。我對美術師說，你認識她嗎？他說不認識。又反問我認識嗎。我說我也不認識。我不忍說出她的名字。她每天送小孩去學校，經過我家門口。小孩禮貌地叫我老鄉舅舅。
同學聚會的時候，我們就取笑東東，說，你追豫惠安別一個人撐著，會哽喉。東東傻乎乎地壞笑，憨厚樣，眼睛合成一條隙縫。當然，這是十年前的玩笑，假如是現在，會被人誤以為侮辱。我們在考上中師，加試音體美時，正是炎炎夏天。東東一天到晚跟在豫惠安的屁股後，替她拎高跟鞋。鞋是鏤空白色的塑料鞋，兩根長長的帶子。豫惠安赤雙腳，沙子灸腳心，走路一歪一歪，綠裙子也在身上遊泳一樣，蕩漾出波濤。她有點扁嘴，癟癟的，一條棱角分明的唇線，在麵部凸現出來。她是學美聲的，她是我班上最早懂得眉目傳情的人。在我們的青春時代，她是我們柯爾蒙激活的力量。而暗戀她的，隻是東東。但我們都知道，僅僅是暗戀——陰暗、卑微、竊喜、難以言辭的愛，不會有更多的明媚。事情的發展也驗證了我們的推想。東東也隻能提提鞋子，牽手的手，被另一雙手所替代。
我們讀普師，豫惠安讀藝校。兩個學校有三分鍾的車程。在第二個學年，豫惠安的美貌，已在兩校聲名鵲起。她身材高挑，她野性的美像一團包不住的火焰。星期天，或假日，在市區的廣場，主街道，商業區的大型商場裏，我們經常看見豫惠安站在臨時搭建的舞台上演出。這是普通的商業演出，一天30塊錢。豫惠安燙了雞窩一樣的頭發，束得高高，她穿各式各樣的衣服，有塑料皮似的，有帆布似的，惟一不變的是，眼眶和唇塗得黑黑。放了學，有人開小車到校門口，接她放學。她很少找我們玩，可能是沒時間，也可能是我們根本就是兩個時代的人。一個女同學說，豫惠安已經墮胎好幾次了。豫惠安臉上那種失血的白，直到畢業也沒褪去。那是她青春的標簽。
學業的終點是我們都回到小鎮。1989年夏，我們像一群山羊，被趕到了不同的山坡上。豫惠安在一個僻遠的小學教書。現在回頭細想，豫惠安的心情是極其沮喪的，騎一輛自行車，來回30華裏路，確實不是一個唱美聲的人走的，中午的飯還沒著落，生活的難度比高音更高。而我們習以為常。不到半年，她找了一個個體戶做男朋友，並很快完婚。她的老公騎輛摩托，嘉陵牌的，載著她上下班。她老公是個很英俊的人，隻是文化太低，隻讀了小學。當然，這沒有影響她幸福的感覺——她的結婚旅遊是串門，走完了藝校班上每一個同學的家。
1993年，沿海的城市，尤其是福建沿海城市，刮起了樂隊之風，地下的演藝人像趕潮的蝦，彙集到各個舞廳。舞廳由樂隊支撐，一個領隊，一個電子琴手，一個鼓手，一個吉他手，幾個歌手。歌手是流動的，競爭非常激烈。領隊決定了歌手的地位和收入。舞廳是免門票的，收入靠點歌，與樂隊分成。歌手在台上唱歌，台下送花籃，花籃裏包個紅包。紅包是空的，是一張填好金額的單子。安單結賬。舞廳間的競爭處於白熱化，領隊拿出各自的招數，吸引客人。招數無非是邊唱邊脫，邊唱邊坐在客人的腿上調情。一個好的歌手，能使點歌人爭風吃醋，掏空客人的口袋。客人出了門，經常騎自行車回家，連坐車的錢都沒有。豫惠安也去了。停薪留職。一年後，小鎮裏傳出豫惠安被人包養的消息。她還和領隊，鼓手，有說不清的東西。她老公聽之任之。1995年，豫惠安回到小鎮，蓋了全鎮最高的洋房。豫惠安也落了個“銀行”的外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