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的治安狀況是極其差的，給人的錯覺是，仿佛有一把無形的匕首抵住自己的胸口。縣中、城鎮中學，有一批學生不願上學，糾結社會上的小夥子，四處生事。他們大衣或書包裏藏著菜刀，殺人事件時有發生。傳言當時有“八大金剛”、“四大羅漢”，形成幾大幫派，一個幫派管轄一個地段，有時會發生幫派之間的火拚。我學校的對麵，是城鎮中學，我們管它叫“毒瘤”——城鎮中學的一些學生經常到我學校惹事生非。四班的一個同學姓李，喜歡練武，放了學就在操場後麵的草坪上練“鯉魚打挺”,即使是下雪天,他也打赤膊，在草地上翻來翻去。一次，被城鎮中學的幾個痞子看見了，痞子用刀抵住他發達的胸肌，用手捏著李的黑奶頭，說，你拳頭大，奶頭也大，我們比比看，是你拳頭厲害還是我刀厲害。說完，揚長而去。李蹲在地上，小孩一樣號啕大哭，抱住自己的頭，說，沒天理啊，我的拳頭沒用啊。我們聽了哈哈大笑。
1989年，我們臨近畢業的時候，城鎮中學的一夥人，到我們宿舍鬧事，無非是想敲詐一點錢。為首的一個叫陳高水，我認識，是我老鄉，但他不認識我。他扯著我一個同學的耳朵，用街腔（上饒話）說：“拿點錢出來，給我們買煙抽。”我同學憋紅著臉，一句話也不敢說。我們在邊上看的人，也不敢說話。陳高水的一個吊刀，大概也隻有十四五歲，手裏拿著一把菜刀，說，再不拿要砍下去了。我說，我們讀書的哪有錢，這樣吧，明天晚上來拿，我們出去借借看。陳高水用紅煙頭，按在我同學的臉上，說，明天不拿你就留下一隻手。第二天上午，我對被燙了臉的同學說，我們要找人把這個事情了結了去，否則，痞子敲詐了第一次，還會敲詐第二次。我說我有一個初二的同學叫葉雲，在城鎮中學讀書，也是一個幫派的頭目，看看他能否出麵。
我和同學到城鎮中學問了很多人，都說葉雲一年前輟學了，家在血防站一帶，到他家裏找找。血防站一帶是上饒縣城最早的別墅區，鄉鎮有錢人或縣裏的領導都在那裏蓋豪華的房子。我們挨家挨戶地問，一直問到下午三點來鍾，才找到他。他穿一件寬大的軍用大衣，趿拉一雙皮鞋，頭發長而亂，胡子拉碴。我有四年沒有見過他，幾乎認不出來了。初二的時候，他經常去我家吃飯，他是山區人，隻有寒暑假才回家。他讀不來書，除了體育，沒有科目是及格的。他塊頭很大，飯量也很大，吃飯不用菜，一隻手托著搪瓷碗屁股，一手嘩得嘩得，饕餮如虎。他吃過最多的一次，是早餐吃了八兩稀飯四個大饅頭。大家上課了，他一個人在操場上跑步，老師問他為什麼不上課，他說，肚子受不了，跑一下才舒服。初三時，他隨家人一起來到縣城。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個很老實的人，說話口吃得厲害，一個月也不洗一次澡，衣袖白亮亮，塗了一層蠟似的。
在去城鎮中學的路上，我不停地問葉雲，你怎麼成羅漢了呢？他嘿嘿地笑了起來，說，會打人就行。他說，陳高水都是我帶出來的，出去要錢也不跟我說一聲。學校已經放學，一個矮個兒在玩單杠。我說，葉雲，就是這個小子拿刀的，他是陳高水的吊刀。葉雲走過去，右手掐住矮個兒的脖子，懸空提了起來，左手一拳打在矮個兒的鼻梁上，說，你認識我嗎？矮個兒的鼻血嘩地湧了出來，也不敢擦，說，認得，是菜刀幫的幫主，也是我的幫主。
1989年夏，我師範畢業回老家鄭坊教了一年半的書。我教了一年的初一語文，半年的小學五年級語文。1991年正月初八，我從老鄉汪茶英處借了五十塊錢，坐了四個小時的車，來縣城，看一個朋友。在縣教委上班的詩友徐勇對我說：“你馬上到縣城上班了呢。來的好，我一直想通知你，又沒有電話，都急死了。”這是非常意外的消息。
縣城並沒有改變多少。街中心是花圃，紅豔豔的芙蓉花常開不敗，尤其是秋天，絨絨的葉子上積滿粉塵，下垂，一根花芯抽出。去市區的公交車，15分鍾一趟，兩節車廂的那種，慢吞吞，還咳咳咳，患了老年癡呆症似的。我直到1994年10月才離開縣城。在這四年中，縣城在時間的緯度上，和我在時間的緯度上，所處的點，應該說是相互重疊的——荒廢，繁雜，沒有方向感。我除了寫點小詩，打牌，偶爾和女子調情，我說不出我還有什麼事情可做。那時我以為寫詩是可以成就一番事業的，一到休息日，四處拜訪詩人，訪問城間小景——我把生活當成詩歌的一部分，對於青春來說，這是恰當的。
在縣政府大院的後麵，是廖家，再南一些，是信江。我的詩歌啟蒙老師渭波借租在那兒。我和徐勇吃過晚飯，或星期天，就溜到渭波家玩。他個頭不高，喜歡穿一條鬆鬆垮垮的短褲，談起詩歌激情四溢，唾沫飛濺。他一手用紙巾掏鼻子，一手誇張地做出有力的手勢，說：“這首詩都寫絕了，你看看，什麼人生命運都寫出來了。”當然，他說的“這首詩”是他最近完成的。他有著驚人的記憶力，你一說到他的某首詩，他朗朗脫口而出，也許那首是幾年前寫的。他現在是個很謙虛地人，反而沒了以前的那種味道。我想，這是生活折磨人的緣故。那時，他滔滔不絕，雖有吹噓的成分，卻沒有給人誇誇其談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