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帖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上饒縣城都像水麵上的漂浮物：從上遊而來，卻不知漂向何方；殘存的，低重量的。和我的青春差不多。由北向南的羅橋河和由西向東的信江，在龍潭塔彙聚成一個長方形的直角，30年前，縣城就建在這個直角上。整個直角都是丘陵，楓楊樹和泡桐在春天的時候，粘粘的綠色把視野都包裹了起來。丘陵的低窪處，是墳岡，零星的白菜花在風中搖曳，黃黃的，與河邊的瓦舍、褐色的岩石、茅草，構成了我們的集體記憶。
1986年秋——1989年夏，縣城是我學生時代的最後一個站台。街道隻有一條南靈路，長度約三華裏。北路到了供電大廈，水泥路麵就沒有了，再過去一華裏，可以看見一個環形的山岡，隱沒在山岡背麵的有兩棟樓房，傍晚時分，腳風琴從樓房吹出黃塵一樣的琴聲。那是我的學校——上饒師範上饒縣分校。我們每個人都備有一雙雨鞋，高筒的——南方的雨季稠密，有點暴虐，山岡、校園裏的路，到處都是稠稠的黃泥漿，從草縫裏爬出來，然後在某一處彙集成湯湯溪流。校園內部並沒有綠化，也沒有平整，教學樓在一個山包，宿舍樓在另一個山包，遠遠看上去，猶如兩個相互瞭望的碉堡。我們並不打傘，用碗虛蓋著頭，飛奔地在碉堡之間來回。雨鞋把泥漿帶到教室、宿舍和食堂，板結成泥塊。食堂是用石棉瓦搭建的，我們一邊排隊打飯，雨水一邊嗒嗒嗒地落在碗裏。女生則打一把傘。
說縣城是一個南方小鎮，或許會更準確一些。說得更具體一些，有廖家、橋下和新建移民區三個居民區,人口不到二萬。我的學校屬於橋下村的範圍。學校正處於建設期，天晴的時候，十幾個村民挑著竹萁，端著鋤頭，有的手裏還拿著雷管，圍到工地鬧事，說，土地是他們的，土方也要他們做。學校說，工程都包出去了，你要包土方找鎮裏。村民說，不包土方也可以，那你學校每個土方給我們兩塊錢。學校打電話報警，警察來了，驅散了村民。可警察一走，又有村民來了，都是一些六十多歲的老頭。老頭抽著旱煙，坐在推土機下麵，說，把我壓死算了，沒有地，死了還更好。
我們站在宿舍樓的走廊上，整個橋下村盡收眼底，尤其在夏秋時節，它是那樣的恬靜，安詳。陽光塗在田野上，樟樹突兀，甘蔗地油油的，洋溢著遠古的氣息。阡陌細細，彎曲，像一條條鉛筆線。甘蔗成熟的季節，我們遊過羅橋河，光著上身，匍匐過一片草灘，進入甘蔗地。這時黃昏落幕，炊煙薄薄，鳥雀低低地掠過田野，弧形的天空也像一灘散落的水銀。我們先坐在田埂上飽食，嘴唇上粘著甘蔗皮灰，白白的一層，然後把甘蔗打成捆，偷到學校裏，給同學們分享。晚飯後，女同學個個啃著甘蔗。我們的手臂和臉，被甘蔗葉劃出一條條的血痕。當時並不痛，到了晚上，血痕開始慢慢地燃燒。有一段時間，全校隻有一兩個同學才敢去偷甘蔗，他們是四班的。聽四班的人說，村民輪流在甘蔗地抓偷盜的人。村民躲在地裏，端一把鋤頭，看見偷盜的人來了，一鋤挖下去。有時還聯絡十幾號村民，形成包圍圈，個個手拿扁擔，還邊圍邊叫：“打死他。打死他。”膽大的同學說，偷甘蔗的樂趣就在這裏，他們人多有什麼用，看誰跑得快呀。
在我的相冊裏，還保存著一張讀師範時的照片：站在羅橋河邊的沙灘上，雙手叉腰，光著上身，“排骨”嶙峋，晚霞浸染著河水。現在想來，照片上的這個人，無意之中成了當年縣城的隱喻。縣城並沒有多少房子，房子一般在三層以下，唯一一棟六層的房子是供電大廈，是當時最高的建築物。全縣城沒有一棟帶電梯的房子。也沒廣場。然而，我熱愛它。學校以南是街道，以北是丘陵。我們對丘陵的偏愛遠遠超出了逛街的興趣。可能當時我們沒有錢，也沒什麼東西可買。假如哪個同學每個月有五塊錢的生活費，已經是很富裕了，設想一下，一個有錢人的子女是不會來讀師範的。
丘陵連綿，呈波浪形，到了秋天，小楓樹、小山楂樹、小杜鵑樹，有紅紅的樹葉飄展。樹木和茅草一般高，齊腰，但都不茂密，像山地疏朗的皮毛。而山坳，有密密匝匝的杉樹，碗口一般粗。站在教室的走廊上，遠遠望去，丘陵並沒有強烈的凹凸感，而是平整的，以至於可以看見黛色的地平線，渾圓的落日漸漸沒落，像一塊久久不願淬火的紅鐵。
而縣城的外觀和一棟鐵皮屋沒有差別，四處漏雨，風來來去去。淺灰色。電線交織。自來水有一層渾濁的沉積物。公共汽車咕咕咕，排出黑黑的尾氣。在30年前，老縣城是在市區裏，在斬嶺頭的山坡上，房子很是破敗，因地塊很小，城市和縣城，像一個大瓶子套著一個小瓶子。1976年，縣城遷往墳岡密布的市郊。新縣城離市中心廣場，隻有10分鍾的車程，談個戀愛也多些選擇。我也相信，很多人的離婚跟這個“近距離”有莫大關聯。縣城沒有像樣一點的舞廳，愛跳舞的人，早早地吃了晚飯，喤嘚喤嘚，擠著公交車來市裏。門票是一塊錢一張，舞廳有兩個籃球場那麼大，有自己的樂隊和歌手，有茶吧。我的心理學老師姓蘇，用他的話說，一個晚上不去跳舞，不是頭痛就是腳癢。1996年，他臨退休了，還和老婆離婚，什麼也不要，和他跳舞的搭檔跑了。確實是，城市能開風氣之先，帶來更多的時尚和新觀念，也帶來詬病和內心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