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信江和廖家，覆蓋著馥鬱的色彩。路邊和屋角生長著木槿，木槿有白色的花，有粉紅色的花，堆疊在枝頭，白色的像積雪，粉紅的像晚霞。農家院子的圍牆上，爬滿青藤，細葉的，粗粗的幹，細碎的花一層壓一層。就連墳岡也是迷人的，草莓有的在開花，有的已經結血紅的果子。我們從廖家下一個陡坡，走過十分鍾的田埂，到了信江岸邊。
在我們的圈子裏，大概有二十多人從事寫作，我們經常聚會。在縣二輕局的宿舍樓上，一到星期天晚上就舉行沙龍，男男女女，紮堆地擠在一個客廳裏。年紀大的未婚男士，時不時地帶新臉孔的女人來，也有兩個男的同追一個女的。在他們看來，沙龍是最適合調情的場所。我們都沒有想過要掙錢。好像整個縣城裏，也沒有多少人想著掙錢。我們的生活情調多多少少有些虛空，也很浪漫。
直到1993年，縣城的空氣變得凝滯，大家聚會時的人數越來越少——幾個比我大五六歲的人，離開上饒，辭職外出經商；有的考上研究生，再也沒了回音；有的提拔當官，洗手不幹文字。渭波老師也幾乎放棄寫作，和一個律師，熱衷於在縣招待所舞廳跳舞。1994年10月，我也離開了縣城，調到市區上班。直到很多年後，我才理解，這不是人的變化而是一個時代的變遷。而它來臨時我竟然茫然無知。
這種變遷也發生在縣城身上。今年初，上饒縣舉辦了一次經貿洽談會，推出十項招商內容，其中兩項是建設惟義公園和西郊森林公園。惟義公園選址在廖家，西郊森林公園選址在十裏外的郊區。建公園是好事，但我心裏也為我等的境遇而悲哀。才短短十年時間，縣城已經擴展到十裏外的西郊，人口有了近六萬，圈地運動猶如一場競賽，大量的綠地被鏟平，拋置荒野。我想，所謂的公園也不過是一缽盤景而已。圈地並沒有結束，還在瘋狂地擴張，南靈路一直修到了羅橋，有十餘華裏之長，地價從十年前的每畝一萬上漲到五十萬。去年，北京來的一位故人，在縣城吃了飯，提議大家找一個小山包坐坐。我說，我們以前坐過的山包連骨骸都沒了，要坐坐，去茶樓或賓館。在故人的執意下，我們十幾人還是開著車，到十裏外的董團鄉，找了一個山包。故人說，找妓女容易找山包難，偌大的縣城，沒有一個野外坐的地方，是大不幸。我們坐在山包上，聊著各自的生活，也聊過去在縣城共度的時光，不免都有一些傷感。
縣城像一隻拔光了毛的脊椎動物。密密匝匝的房子，橫七豎八的街道，野生樹一刻也看不見。綠化樹是移栽的樟樹，碗口粗，草繩一圈圈地幫著樹幹，頂端齊嶄，幾支拇指粗的樹丫發出病懨懨的新綠。樹沒有樹的意義和內涵。我幾個在鄉下教書的同學，都在縣城裏置房，到了星期六，要坐一百來裏的公交車，來縣城住上一夜，又返回鄉下，平時房子都空著。我問同學，在鄉下自己做房子不好嗎？同學說，縣城的房子上漲的快呀。還有一個不願說出的原因是，好歹在縣城有了房，身份在某種形式上得到了置換。在上饒，除了教育，鄉間小鎮和縣城已經沒有內容方麵的區別。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厭惡上饒縣城，大概是1996——2000年，我每年去的次數不會超過四次。這種厭惡沒有具體的理由。也許是，它曾使我心力交瘁，或不忍卒讀。有時我懷疑自己是否是一個殘忍的人，對一個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沒有更多的流連。事實上，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是在那兒度過的。其實，遠非如此。我現在坐在信江北岸的一個落地窗口邊，看著湯湯的河水，無須半個小時，河水也繞上饒縣城而去。縣城與我如此相依相近。在這十多年裏，我偏執狂一樣否定自己是上饒市人，我想，我是對縣城情感價值觀的認同；在生活裏，我也一直沒有完全融入這個機器一般的城市。我一廂情願地把縣城當作了我的標簽。
這兩種情感的交割，使我尷尬。
這兩年，我幾乎每個星期要去上饒縣，找人打牌。打牌是文字之外的娛樂，我把它們當作近親。能在一起聊天的人，越來越少，喝一杯茶，促膝長談的更少。大家似乎很快樂，朋友很多，牌友一批又一批，返身回家時，發現自己其實還是孤身一人。一個城，一個人，都那麼空空寥寥。
三十年，一座城在荒丘上有了屬於自己的身軀，有了生命的實體。當年參與建設的許多人已經不在，而建城百年的時候，我已經看不到城的臉孔，也看不到人的臉孔。我無法想象七十年後城的樣子。我看到的，是城的幼年。我也隻是當年的黃沙塵中的一粒，隨風落在那裏，又被風刮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