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隔三差五在伯母那兒混飯吃。她喜歡燒雞排和排骨煮冬瓜片。廚房在一樓的柴火房，她燒好了，叫一聲：“秋，端一下菜。”她聲音很脆，不像個老人。燒好了菜，她一手扶欄杆，一手支著大腿，上樓。她的身子一晃一晃，像一個搬移的草垛。秋在家裏，也會去燒飯。他能燒一手的好菜。但我不喜歡。他的菜多為爆炒，而我偏愛煮湯。吃過晚飯，我和秋翻過一個鐮刀狀的斜坡，走一段黑白片般的街道，才會看見城市遮掩的麵容——我們透過門縫（虛掩的）看見廳堂裏各色人等（假如城市是一所房子的話）。然而，我們似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沒有哪個人家的門可以讓我們敲。我們晚間徒步的路線，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沒有什麼改變：水果批發市場——五三大道——廣場——中山路——體育中心——水果批發市場。我們的房子比鄰水果批發市場，腐爛的黴味和果酒發酵的氣息，被風一陣陣地趕過來。我被這種氣息迷住了，頹廢，傷感。像一個可愛的妓女。
路線是一個“回”字形，我們不覺得單調，也不覺得有多少樂趣。我們邊走邊說，時不時哈哈大笑。街上的行人和我們沒有關係。夏天，我們打個赤膊，把汗衫搭在肩上，油油的，身子發亮，拖一雙沒有跟的破皮鞋。這個城市，和我的打扮差不多。我們在影劇院的窗口會停留幾分鍾。那裏每天有不同的海報。窗口裏的臉，有淡淡的粉妝，粗糙，有疙瘩凸出來，輪廓像個冷花卷。回到出租屋，伯母會說：“回來了。”聲音有點從自來水管裏冒出來的味道。我們坐下來看電視。電視是14寸的，黑白，聲音亮的時候，會呼呼地冒雪花。秋把天線斜斜地扭來扭去，在後背拍一下，屏幕又清晰起來。
現在想想，很後悔那時沒有把精力放在追求女孩子的身上。上班是呆板的，很多時間在床上度過，蒙著頭，眼睛卻是睜開的，要不，就坐在窗前，對一張白紙發呆。我們都想尋找一些別的什麼樂趣，但又找不到。我們沒有理由，但也隻好如此生活。城市就像一個迷宮，我們走來走去，找不到進口，也找不到出口。直到一年後，我才完全解脫了這樣的困獸式的籠子。我搬到了單位家屬區居住。我工作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機器一樣高速運轉，很少有時間找秋玩，這讓我懷念起那個“回”字形。
秋打電話給我說，他開了家小菜館，有空去吃吃。我去過好多次。小店開在市立醫院對麵，廣場斜邊上。酒店有一個大廳，一個包間，廚房也很大。掌勺的師傅是他弟弟銀。銀比秋小兩歲，一直在福建做廚師，臉黑，額寬，有密密的胡茬，不愛說話。秋把心思都放在小店的經營上，攝影店幾乎處於關門的狀態。有一天，我到他店裏吃飯，約好了去看電影，出門的時候，被一個女子堵住了。那女的劈頭蓋臉地把話潑出來，說：“你給我說清楚，我已經找你幾天了，你個騙子。”我不認識她，我還以為她認錯了人呢。我們往廣場走，那女的跟了上來，又說：“你去哪裏？不要臉的東西，就想這麼溜嗎？”秋停了下來，說，你幹什麼，你個爛貨。我也停了下來。女的個頭很高，穿一件紅的東方尼長裙，顴骨凸出來，像兩個鵝卵石。女的很瘦，那種幹枯的瘦。她鐵青著臉，嘴唇不斷地抖動。她突然撕扯秋的頭發，說，你個騙子，你不說清楚，我死到你店裏去。我把她扯開，說，明天再說吧，我是他外地的朋友，約好了看電影，在街上這樣不好。女的蹲了下去，抱住自己的頭，雙肩劇烈地起伏。我和秋拐了個彎，回到了店裏，電影也沒看。這是我看過的第一個和秋有關係的女人。秋說，她做水果批發生意，來往有半年多了。後來我再也沒看過她。
小店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客人還沒有自己吃飯的人多。秋把包間租了出去，給別人放錄像用，以減少高額房租的壓力。我對秋說過幾次，包給別人可以，但不能作錄像廳，風險太大。錄像廳完全靠毛片贏利，錄像一放，整條街都聽到女人啊啊啊的聲音。秋說，不會的，是他放，又不是我放。隔了半個月，一天深夜，秋打電話給我，說，錄像廳查封了，要罰他兩萬塊錢，快找找人吧。我趕到店裏，巡警走了。銀坐在空空的錄像廳裏，雙手緊緊地捂住臉。還有幾個民工撲在凳子的靠背上哭。秋說，錄像散場了，守店的銀睡不著，一個人放帶子看，五個在廣場挖土方的民工，聽到啊啊啊的叫聲，也跑來看。銀收了三個人的錢，一人一塊，另外兩個拿不出錢，也一起看了。民工的屁股沒坐熱，巡警就來了。錢沒罰，但店再也開不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