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說他去了廣州，也有人說他去了上海。我偶爾會接到他的電話，說一些近況。我知道他還在上饒。
不知道是哪年的哪一天，在南門口做禱告的地方，我遇到了秋的母親。她沒什麼變，隻是走路更慢了，視力也沒以前好，快入夏了還穿厚厚的棉襖。伯母說，你遇見秋，勸勸他，快四十的人了，應該有一個家。我說好的，好的。伯母的胸前掛著一個金屬的十字架，手上提個包袱。包袱裏是她給別人看的基督歌譜。也是那個秋天的一個星期天，我到鐵路邊的出租屋裏找他。我站在樓下，就聽到他房間裏婦女嚎叫的聲音。我咚咚咚跑上去，一看，是一個中年婦女和一個年輕的女子。中年婦女穿一件尼子的秋裝，手上戴著戒子，頭發遮了半邊臉。她坐在門口的凳子上，一邊用手拍大腿，一邊說，你個遊手好閑的窮鬼，你會害了我女兒，你靠什麼養她。她抹了一下嘴唇，又說，小學都沒有畢業，我女兒可是讀了高中的。年輕的女子雙手插在衣兜裏，右眼皮有一塊疤，臉上都是淚水幹枯的痕跡，像一張曬幹的醃菜葉。疤眼皮說，窮也是我選的。秋的褲子上有腳印狀的灰塵，襯衫斜斜地拉開，露出手指甲的抓痕。他靠在臥室的門框，用手摸著嘴角的血絲，一言不發。中年婦女說，那好，拿兩萬塊錢來，拿不出了吧，兩萬塊都沒有，還討什麼老婆。她站起來，一把扯住秋的頭，往門框撞。我一把拽住她，說，你是賣女兒讓你女兒做妓女好了。中年婦女嗚嗚地滾到地上，打起滾來。疤眼皮說，你不走我走呢。
我結婚前幾天，疤眼皮和秋還來過我家裏。我們在玩牌，她在邊上看。她在一個企業上班，上夜班的時候，秋就騎一輛破自行車接她。那輛車除了三腳架，其它的部件都換了。騎起來咯吱咯吱地響。我認識那輛車，它馱著我走遍了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其實疤眼皮還算是看起來舒服的，皮膚潔白，身材豐滿高挑，說話溫文爾雅。
秋到別人的照相館當了攝影師，照數碼彩照。他自己的照相機都掛在了家裏。我小孩的每個階段成長的照片，都是他照的，他塑封好，或嵌好鏡框，送到我家裏。我家的水管，燈泡，電路，鎖，等等，出了問題，都由他解決，麵對這些，我相當於弱智。而他一根煙的功夫就完事了。他隻讀了三年的小學，他學過石匠，做過木工，修過鎖。有一次，我們談論過年這個話題時，說到小時候沒東西吃，全靠過年有肉吃。我們幾個從鄉下來的城裏人，一副憶苦思甜的樣子。他一直看著我們笑，嘴巴癟起來。他說他在武夷山做窯工，伐木，過年的時候，用臉盆架在石頭上燒肉吃，住在茅棚裏，天下著雨，雨水嘩嘩嘩地落在肉裏，成了肉湯。
他每次來我家，我老婆都勸他，要生個小孩，沒錢，家還是要的。他說，他的結婚證還沒領，沒房子，女的不讓領。去年秋，秋跑到我家裏吃飯，一臉哀哀的。他喝了幾口湯，就放下筷子了，我說怎麼啦。他說，那個女的，把他這幾年的存款卷跑了。那個女的說，一起生活了這麼多年，還是看不到想看到的東西。我也一時無語。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
在市裏，我已經生活了十二年，但我始終沒有融入這個身披水泥的怪物。我不是一個清高的人，有時甚至很世俗。但我找不到通往城市的道路。它在哪裏呢。也許這就是城市生活。沒有門，也沒有路，到處是牆。我和秋一樣，除了職業和長相，沒有區別。我們苦苦掙紮，又要獲取什麼呢。我這幾年，很少出門了，上班，回家陪妻小，偶爾寫點豆腐塊，有好幾次，我想外出掙錢，但最終還是放棄了。我像老人一樣，過著簡單的生活。我知道這樣的生活，也是暫時的，是行軍路上的休整。生活雖然讓人很容易疲倦，容易撕裂人，但我們都必須好好生活，因為生活從來就沒有退路，沒有可以躲藏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