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看見的城市生活
自行車過早地在我的生活中退休了，算起來已有十年。我用過兩輛自行車，一輛是鄉下教書時騎的“飛魚”牌28車，車子是我大哥在鎮裏賒的，120元的車錢，我花了3個月還清。過了一年，我進了城。尤少兵把他的“坐騎”送給了我。那是一輛26車，用了兩年，但車架還是閃閃發亮的。尤少兵說，28車笨重，騎起來像個販賣豬仔的人，26車載女孩子比較優雅。真是可惜，我騎了5年，一個女孩子也沒載過，很是對不住好朋友的一番心意。在縣城呆了3年，我又到了市裏。在市裏上班，但還是借租在縣城，每天騎自行車往返。直到1995年夏，我搬到一個叫秋的朋友家居住，才結束了這種鴕鳥一樣的生活。26車也結束了它的裏程——我一直走路上下班。秋是搞攝影的。他也是借租的。
那是一棟三層民房，緊靠鐵路。我們住在二樓。一樓是一個搞運輸的租戶，三樓是房東一家。很長的時間裏，我無法正常入睡——火車聲滾滾而來，洪水一樣肆意。但這並不妨礙我對它的熱愛。——穿過鐵路，大片大片的灌木翻卷，茅草漣漣，牽牛花一直鋪到火車消失的視野裏。尤其在秋天，墨綠和橘黃的色彩，堆疊在郊區這塊畫板上。薄暮餘暉，熔化在緩緩奔流的信江，天穹下墜。灰燼的，充滿回聲的，凹進胸腔的。秋天，乍看上去，顯得有點板滯。它美得如此簡單，一如人的本原。我經常吃過晚飯，到那片叢林裏散步。天空弧形，與不遠處低矮的荒丘相銜。火車經過，我看見一對對情侶，在晃蕩的氣流中，緊緊擁抱在一起。
暗房設在秋的臥室。它更像一個單身漢的展覽室，或者說，是一張不滿灰塵的靜物速寫：被褥還是下床時掀開的樣子，床架上搭著一件芝麻花的睡衣，幾雙舊皮鞋不規則地躺在床底下，寂寞而無辜，靠床的桌子上有撲克牌、洗發水、摩絲、寫不出字的鋼筆、掉了牙齒的頭梳，窗下是兩個紙箱，裏麵是衣服，褲子，還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進門的右牆下也是一張桌子，有一個水盤，壓手裁紙刀，15瓦的台燈。秋就在這盞燈下衝洗照片。我從他衝洗照片的張數，可以計算出他一天的收入——5寸的5塊錢一張，6寸的8塊錢一張，7寸的10塊錢一張，底片4塊錢一張。他在一座商貿城的三樓，租了一個小店麵和一個攝影間。他以照黑白照為生。他照片的張數，每個月都在減少，有時連續幾天一張也沒有，這有可能是生意越來越冷清，也可能是他根本沒上班，而是躲到某個人家裏打麻將。秋洗照片的時候，我就站在邊上看，他邊洗邊教我。真是丟臉，我一點也記不住——我對許多東西是極其笨拙的，怎麼教也不會，比如換保險絲，每次斷了，我都打電話叫電工來修。在暗房裏，我看著人在水中的相紙上，慢慢顯現——這個過程，和回憶沒有差別，甚至可以說，那是回憶的本質——駐足停留的瞬間，姿態是那樣的打動人心，在我們孤立無援時浮現。
其實，我沒有打算在市裏居住，我的朋友大部分在十華裏外的縣城。假如我沒有回縣城，晚上基本上是在電影院裏度過前半夜，腳擱在椅子上，呼呼酣睡。和我一起酣睡的，還有秋。散場了，我跑到他家搭床。搭了幾次，秋說，我隔壁還有一個房間，你一起搬過來住吧。我說，也沒有什麼可搬的，我隻有幾件衣服和一捆書。我一直覺得縣城是我生活的一種補充，但我也說不清，到底補充了什麼。它隻有一條五華裏長的街道，兩個“丁”字口，被我的腳步翻閱了幾千次。而很多人是在縣城上班，居住在市裏，我是為數不多的，“反向”生活的人。
和秋一起生活的，還有他年邁的母親。他母親是個基督信徒，飯前會禱告，筷子擺得整整齊齊，低頭，微微閉上眼睛，左手按住胸口，右手撫桌，嘴唇激烈地磕碰。我叫她伯母。伯母的臥室兼餐廳用，有一個外陽台，站在陽台上，可以看見烏黑發亮的鐵軌。泥漿一樣的陽光，通過這個甬道，噴射到我們臉上。有時候我午睡晚了，也不去上班，端一把竹椅，坐在陽台上發呆。伯母會靠在門框上，對我說：“你是秋的好朋友，你要多勸勸他，三十多歲的人了，怎麼還不討老婆呢？”她個子矮小，頭發斑白，腳小，走路很快，臉上爬著一層層的皺紋。我說，我已經勸過多次了，我也不知道他心裏想什麼。伯母穿一件黑褐色的對襟衣，一邊喝茶，一邊用茶水抹頭發。她又說，張靈秋從小喪父，吃了很多苦，你多幫幫他。伯母的生活是很有規律的，吃了早餐，去買菜，回家唱耶穌歌，下午小睡，唱耶穌歌，星期天去和姐妹們聚會禱告。伯母不識字，但能夠背大段的經文。她經常一個人站在陽台上，眯起眼睛，看來來往往的火車。我不知道伯母的心裏，除了上帝，還有什麼。她說，上帝看著我們生活，上帝就站在我們身邊，但我們看不見他。陽台的十裏之外，就是她的家。饒北河從那兒彙入信江。她已經很少回到這個十裏之外的小鎮。她很多次向我說起秋父親死的情景。她說的時候，臉上有著別樣的平靜和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