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階段以“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問世而告終。“華盛頓共識”是對市場機製的肯定（或者說再肯定）。當時，隨著前蘇聯解體，許多國家出現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在20世紀90年代初，市場化的思潮盛行，許多國家推行了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運動，私人部門通過“公私合營”（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參與基礎設施建設（Harris，2004年）。由於私有化企業，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企業經常被外國公司收購，還由此引發了大規模的跨國資本流動。
過去二十年的全球化進程因為以下兩個原因而獨具特色。一是通訊領域的技術進步，二是資本自由流動政策。當時，互聯網實現了全球的即時“連接”，使人們能夠通過互聯網進行即時交流。天量數據的交換與存儲更加便捷，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與此同時，互聯網在促進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市場發展方麵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得益於新技術與新政策的結合，市場的去監管化，以及交易處理能力強大的支付結算係統，使金融交易量出現了爆炸性增長。
在技術進步與開放政策推動下，一個全球化的金融市場建立起來，有效地促進了各國銀行和企業之間的業務聯係，人們能夠更便利地參與市場交易。不過，一些必要的製度安排卻未能建立起來。正是因為缺乏對金融活動的有效規製和監管，2008年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使凱恩斯主義重新受到重視。凱恩斯將市場活動定義為類似於購買“彩票”的行為，最近一些經濟學家將市場經濟稱為“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Sinn，2010年）。
實際上，早在1913年之前，全球化就已經開始了。不過，與前幾十年相比，最近二十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更頻繁。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近年來諸多銀行危機中最為嚴重的（Reinhart and Rogoff， 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衰退，銀行重組推升財政成本，而且失業與貧困人數也會大量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要求政府提供“安全網”的呼聲。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這種呼聲就出現過。因為當時一些亞洲國家，比如韓國、泰國和印度尼西亞，還未能建立現代“安全網”。他們的“安全網”大都是建立在終生雇用製和家庭支持之上的。因此，在公司倒閉後，許多人陷入貧困。對於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來說，全麵評估其影響尚需時日，但危機對公共財政的影響已經清楚可見。危機後，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政府財政狀況持續惡化。
社會保障製度是一種社會責任，全球化程度越高，對政府的保護性職能要求越高。如此推論，全球化可能導致政府支出增加，特別是社會保障支出。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工業化國家的政府支出大多用於養老金、公共衛生、教育等，這些政府支出是為了抵禦年老、疾病、文盲、家庭負擔等引發的風險。然而，這些風險與全球化沒有任何聯係。全球化除了會使傳染病更容易跨境傳播以外，不會提高上述風險發生的概率。
（作者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譯者王宇為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