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體中，稅收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對外貿易，當時美國的政府收入大部分也來自貿易稅，這符合“稅收結構變化的一般理論”。即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對外貿易是最好的“稅收抓手”。一個國家進出口越多，稅收收入也能越多。因為對於那些經過港口或關塞運轉的商品來說，征稅相對容易。
1870-1913年，政府在經濟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雖然政府支出不斷增長，但以現代標準來衡量，那時的政府支出，特別是社會保障支出的規模相當不好，政府總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為12%至13%。主要原因是，當時教堂、民間組織和大家庭承擔了大量的社會保障職能，為個人及家庭抵禦各類風險提供了基本保障。後來，福利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排擠了非政府組織的社會保障活動。因此，近年來，政府支出的持續大幅增加並沒有推動社會保障項目的持續大幅增加。這是經濟學家尚未充分研究的領域，造成了人們的錯覺。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的社會保障項目總是填補空白的，並且能夠在降低風險方麵發揮積極作用。
1913年之後，接連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結束了那一時期的全球化進程。這些事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此間，德國、意大利、日本、俄羅斯等開始實施相對封閉的對外政策，結果造成20世紀30年代這些國家的經濟封閉。各國政策製定者也失去了對外開放的熱情，對外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從此，世界進入了一個相當漫長的封閉期。各國之間經濟交往和貿易活動大幅減少，資本流動幾乎完全停止，人口流動也出現了停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采取進口替代（import substition）戰略，試圖通過限製進口，尤其是限製最終商品與服務的進口來推進本國經濟的工業化。總之，在那一時期，貿易保護主義非常盛行。
也恰好在那一時期，以政府支出來衡量的政府職能快速增加。福利國家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這一行列。於是，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幅提高，在1913年至20世紀50年代期間持續上升；隨後在20世紀餘下的時間裏，呈現出爆炸式增長，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新一輪的對外開放與全球化進程啟動。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增長與全球化之間沒有直接聯係。相反，在本輪全球化之前以及有關全球化的討論之前，許多國家政府支出已經開始大幅增加。
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社會思潮再次轉向，經濟自由主義或者說經濟保守派再一次引起世界關注，例如，米爾頓·弗裏德曼、弗裏德裏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以及“芝加哥學派”。主要原因是“滯脹”使一些經濟假說受到挑戰，例如，菲利普斯曲線（the Phillips curve）。尤其是凱恩斯主義受到激烈批評。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威爾遜·裏根——兩位具有自由放任思想的政治家——分別在英國和美國的首相和總統大選中勝出。弗裏德曼和哈耶克也分別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這一階段，隨著各國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國際資本流動更為頻繁，人們對政府職能產生了新的懷疑。此間，世界見證了從“凱恩斯革命”向“供給學派革命”的根本性轉變。很明顯，前者更關注經濟的需求方麵，後者更關注稅收等經濟政策對供給方麵的影響。所以，這二者均堪稱名副其實的“革命”，它們改變了許多經濟學家關於政府職能的看法。隨後，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將關注重點由需求轉向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