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秩序下的俄羅斯領導人
國際
作者：李大巍
《普京先生：克裏姆林宮的特工》（Mr. Putin： Operative in the Kremlin）一書由布魯金斯研究所於2012年出版，兩位作者菲奧娜·希爾（Fiona Hill）與克利福德·加迪（Clifford Gaddy）均為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這本書描繪了一個兼具多個身份的普京，為人們了解這位俄羅斯總統、了解俄羅斯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視角。近日，這本書的兩位作者接受了《中國經濟報告》記者的書麵采訪，圍繞國際新秩序下的俄羅斯及普京發表了見解。
關於《普京先生：克裏姆林宮的特工》與俄羅斯
中國經濟報告：你們寫的這本書貫穿了一個觀點，即認為俄羅斯和普京本人威脅到了所謂的全球秩序。中國的讀者大概會有人說，這是西方的偏見，其實是一種舊式的冷戰思維。你們怎樣回應這樣一種看法？
作者：聽到如此解讀我們所寫的關於普京的書和如此看待西方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們正好可以借此機會澄清一下。我們不希望有人認為我們寫這本書是在把普京當作對世界秩序的一種威脅。從總體上說，我們總是盡量不去寫人們對普京所作所為所進行的那些譴責或者辯護，無論來自俄羅斯國內的還是來自國外的。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他為什麼要那樣行事，他為何感受到了威脅以及根據是什麼，他為什麼認為西方存在著偏見；反過來，他自己又有哪些偏見以及為什麼會有這些偏見。我們試圖為西方讀者提供一個了解普京和他在克裏姆林宮的同僚的一個視角，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對美國和歐洲所采取的政策做出強烈反應，尤其過去十年來，為什麼要對後者的政策針鋒相對。
因此，在這本書中我們要著重闡明兩個問題：一個是普京如何看待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另一個是西方如何看待普京。在俄羅斯，人們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當今的世界秩序尤其是歐洲的政治和安全秩序對於俄羅斯十分不利。在普京看來，現在的世界秩序不會保護俄羅斯的利益，如果囿於這樣一個框架，俄羅斯自己都保護不了自己。歐洲國家（包括像德國那樣的大國）認為參加歐洲的那些一體化項目和合作機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使他們變得更加強大；然而，從莫斯科的立場看，參加這樣一些一體化項目和合作機構反而意味著俄羅斯要被弱化。歐洲的秩序如今已經定型，如果俄羅斯加入到現在的歐盟和跨大西洋組織中去，那就無異於莫斯科必須放棄俄羅斯的某些主權。
對於普京和他的領導班子來說，俄羅斯“僅僅變成另一個歐洲國家”，同他們自己認定俄羅斯在歐洲和世界應該具有更高地位的那種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不相容的，事實上許多俄羅斯人也都持有這樣一種看法。 （其實，並非隻有他們才是如此，聯合王國/英格蘭的上層對於他們在歐盟的地位也有類似的糾結，甚至在幾十年前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時就有這樣的顧慮。）普京希望強化俄羅斯的主權，而不是削弱。他希望莫斯科具有最大限度的行動自由，在政治和經濟方麵，尤其在確保俄羅斯安全方麵必須如此。這就是普京和其他俄羅斯官員為什麼總是說俄羅斯不會成為任何正式聯盟的一部分，因為加入聯盟就意味著要承擔義務和受到約束。
普京認為俄羅斯是全世界不多幾個文明大國之一，具有自己獨特的曆史和文化，就像中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像美國。盡管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普京曾經表示他不大同意美國有多麼“特殊”。俄羅斯既然具有世界文明大國的地位，在普京看來（也是許多俄羅斯上層人士的看法）俄羅斯在歐洲從而在國際上便應該享有特權，要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俄羅斯在處理與歐盟和北約等組織的關係時，就總想在有損俄羅斯的主權和利益的任何問題上具有實際上的否決權。在聯合國，普京在許多問題上也是如此，他總想利用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地位來維護俄羅斯的特殊利益。普京希望美國、中國和歐洲國家能夠接受俄羅斯的這種特殊地位。
種種跡象表明，隻要世界和歐洲秩序做出的改變能夠令莫斯科滿意，普京也是樂見其成的。他所采取的立場並不如有些俄羅斯人所說的那樣，要把國家的注意力轉向國內，一勞永逸地遠離西方。為什麼會是這樣？因為普京——如我們在這本書中所描述的那樣——並沒有打算“破釜沉舟”（無論在國內或在國際上）。同中國和美國這樣的世界文明大國之間的關係，普京和俄羅斯也準備就有利益衝突的問題進行談判，當然，必須要滿足俄羅斯的條件。
然而在西方，人們卻很難接受俄羅斯為做出改變和重開談判所提出的那些條件。西方國家所處的地位不同於俄羅斯。按照普京的設想，關於俄羅斯在歐洲秩序中的地位的談判，關於烏克蘭未來地緣政治爭端的解決，都應該是俄羅斯直接與美國而不是與歐洲國家對話，更不用說與烏克蘭了。普京和俄羅斯的其他領導人曾經非常明確地提出希望回歸古老的19世紀“歐洲音樂會”，或者20世紀40年代戰時的波茨坦和雅爾塔會議的歐洲秩序。當時，幾個大國湊在一起瓜分領土、重新劃分邊界和決定歐洲的命運，卻很少顧及較小國家的意見。歐洲自二戰結束以來的一體化進程始終都拒絕了上述大國決定歐洲命運的做法，拒絕吞並領土和強行改變邊界。現在，沒有哪一個歐洲國家的領土是在它的“曆史”邊界之內，許多大陸歐洲國家都在二戰結束時將其原來的領土割讓給了其他國家，例如德國的曆史領土哥尼斯堡被劃給了俄羅斯。不過，對於俄羅斯做出的反應卻不盡相同。有些人認為，俄羅斯和普京本人對於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那種根深蒂固的敵意和所造成的威脅是不可避免的。也有人認為，克裏米亞問題和俄羅斯在烏克蘭及頓巴斯的行動不過是行為失當。人們仍然希望俄羅斯最終能夠在現有的世界和歐洲秩序中找到它自己的位置。
換句話說，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俄羅斯，都有一些需要人們加以回答的基本問題。在西方，人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俄羅斯是否有可能成為我們這種秩序中的一部分？那麼，在這方麵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我們是否應該通過某種方式來規範俄羅斯的行為，使這個國家變得友善一些，從而再次成為我們的夥伴？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我們也許應該認識到俄羅斯——至少在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是我們的死敵，我們也許必須對它加以約束，使它無法再犯下它在烏克蘭所犯的那種罪行或者再做出其他類似的荒唐事情。
在俄羅斯，人們需要回答的問題則是：是否可以對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和歐洲秩序進行調整，使之可以為俄羅斯所接受，讓俄羅斯按照改造後的規則參加進去發揮作用。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俄羅斯應當把美國和西方當作俄羅斯的宿敵，因而俄羅斯應該采取措施來保護自身的安全，並設法削弱現有的世界秩序。
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方和俄羅斯各自一方內部進行的上述爭論，任何一方的爭論都會影響到在另一方的爭論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