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的頂層設計，京津互動要“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實現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合作重點，把合作發展的功夫主要下在聯動上”。把握京津合作互動的優勢和重點，既可著力破解服務業發展遲滯、自主創新不足等長期困擾天津的發展痼疾，又可有效分流首都非核心功能，真正實現京津雙城良性互動和共贏發展。當然，即或是北京要分流部分產業、企事業單位、冗餘人口和公共資源，要切實做到京津良性互動，天津必須摒棄“守株待兔”意識，要全麵借鑒北京外遷企業如首鋼、首汽等合作成功的案例，在稅利分配、人才引進、戶籍保留和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麵開展跨區域合作。
濱海新區建設發展優勢
在經濟發展邁入新常態、積極推進區域一體化新階段，天津所要依托和堅持的，不僅是濱海新區實現國家戰略定位和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等政策優勢，更應該全麵體現濱海新區那些已具有極高發展辨識度、已經物化為成長業績的基礎優勢和後發優勢，包括實體經濟的發展規模、現代製造業產業體係、港口吞吐量及排名、陸海區域的投資開發強度、市政基礎設施現代化程度、區域性和綜合性交通網絡建設水平等。據初步統計，2014年天津濱海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超過9000億元，連續5年平均增長超過20%。在經濟減速、結構轉型和發展動力轉換的新常態環境下，濱海新區繼續承擔起作為天津經濟增長引擎和主要動力源的發展重任，為天津經濟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做出了超額貢獻。
推行的行政管理體製創新改革，有效釋放了全區發展潛力。作為一個擁有250萬城市人口的副省級行政區，濱海新區已實施兩輪行政管理體製改革。以“大部製、扁平化、強基層”為目標，本著區位相鄰、功能相近、優勢互補、促進發展的原則，強調對功能區的合理整合，充實相關職能，擴大發展自主權，不斷增強功能區核心競爭力，從而實現“行政區統領、功能區支撐、街鎮整合提升”的管理機製，形成了進一步開拓發展空間、促進要素流動的新格局。
在首都經濟圈的劃界過程中，一度有將天津中心市區和濱海新區排除在外的設想。而濱海新區所蘊含的強大發展活力和張力，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頂層設計不能忽視天津的關鍵所在。按照國家發改委構想的區域布局，濱海新區與北京中關村、河北曹妃甸將並列為區域一體化發展“三大重點地區”。由此，濱海新區既是京濱發展軸終端，又成為沿海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占盡加速發展的天時地利。
天津近年的快速發展不限於濱海新區。借助濱海新區的龍頭帶動，在天津實施的與中心城區、其他區縣“三區聯動”戰略收到顯著實效。尤其是處於“京-濱發展主軸”上的武清、北辰、西青和東麗區四個區，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齊頭並進， 2014年，該四區繼續呈現領先發展態勢，其中武清區、北辰區實現GDP有望超過900億元，凸顯了“經濟隆起帶”的發展特征。這四個區加上具有優越生態環境和開發縱深的寶坻、薊縣、寧河三區縣，可視為天津承接首都功能溢出、科技成果轉化和高端產業轉移的最佳承接地。
必須承認，濱海新區在落實國家戰略定位上存在著短板，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弱，科技自主創新的動力不足，航運、物流、金融等產業對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力不夠。究其深層次原因，一是天津工業基礎雄厚，發展製造業的條件優於服務業，製造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遠遠超過服務業；二是全球經濟下行和外需收縮，製約了天津和港口腹地的外向型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總量規模依然偏小，發展速度在逐步放緩；三是受現行體製機製的約束，各省區市仍存在以GDP論英雄的排名意識，不計代價追求經濟數量增長，使得各地“背對背”較勁發展的問題依然嚴重，對於天津作為後發經濟中心的崛起和發展，需要一個較長的認同過程；四是首都服務業的強勢輻射和空間壟斷擠壓了天津服務業，特別是金融、信息、科技服務業的上升空間，天津能夠形成發展地方優勢的服務業，隻有金融租賃、私募基金等個別金融創新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