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體化：天津的優勢和戰略選擇
區域
作者：盧衛
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天津推進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具備了可與首都緊密互動、濱海新區加快發展和城市規劃超前部署三個基本優勢
對天津而言，實施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協同發展戰略，不僅是對加快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國家戰略的政策疊加，更是對天津努力克服發展瓶頸、全麵實現國家定位的戰略引領。天津應發揮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基本優勢，深入發掘加快發展的後發優勢和增長潛能，努力開創京津冀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共贏發展新局麵。
京津雙城互動的區位優勢
天津的區位優勢主要包括濱海、擁港和毗鄰首都，即“近畿”。在京津冀區域經濟布局中，“近畿”是天津發展的主導優勢，為京津雙城互動的多元化、常態化乃至區域一體化發展提供了原動力。盡管彼此發展各有沉浮，也互有競爭，但總體上依然保持了分工明確、利益攸關、榮損與共的內在聯係。
就區域理論與實踐而言，區域城市群的最佳成長軸和生長點，應處於區域首位城市與次位城市或出海口之間。吳良鏞院士2001年完成的《大北京規劃研究》中，首次提出京-津-塘（京濱）“城市發展主軸”概念，這條主軸雖覆蓋河北廊坊，但主要城市節點和出海口均在天津市域內。在國家發改委近期確立的京津冀一體化“雙核、三軸、一帶、三重點”布局中，不僅規定了京津互為區域“雙核”，還將京濱發展軸列為“三軸”之首，而後才是京-保-石拓展軸和京-唐-秦拓展軸，其強化京津互動的用意極為明顯。
就區域政策而言，國務院早在2006年就對京津兩市的城市性質和區域職能做出明確的分工定位，在加快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國家戰略中，再次強調天津建設北方“唯一”經濟中心的要求。 “十二五”規劃提出“打造首都經濟圈”，並未否定天津作為北方經濟中心的定位，因為城市群作為區域協同的載體，通常要依托兩個以上城市支撐。顯然，首都經濟圈不是以北京為經濟中心，而要以“城市圈協同為載體”。
就產業分工而言，通過近年調結構轉方式的努力，京津產業同構矛盾已有顯著化解。就城市個體看，北京服務業的GDP占比接近80%，天津製造業的GDP占比超過50%，兩市所呈現的“高服務業化”和“高製造業化”傾向，看似並不合理；但依據區域一體化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未必就不合理。事實上，正因為天津毗鄰北京，濱海新區才能以“高水平大項目好項目”戰略為帶動，大量吸引首都、全國乃至全球的大企業大項目。
加強京津互動是優化首都圈布局的基本選項
推動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協同發展的首要任務，是優化首都經濟圈功能布局。北京作為特大城市的加速膨脹，並不符合城市群崛起的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律，由於北京集中了太多的經濟功能和管理功能，導致多年累積的“大城市病”提前爆發，霧霾加劇，環境惡化，城市人口、住房和交通擁擠，極大地影響了北京作為大國首都的國際形象和運行效率。同時，受首都“一城獨大”虹吸效應影響，環首都區域的河北省和天津市，長期處於盲從、被動的發展地位，以致出現“環首都貧困帶”等貧富分化、城鄉分化的嚴重問題。種種問題交織纏繞，積重難返，不僅使討論了十年的“京津冀區域發展規劃”長期擱淺，也讓近鄰天津市感到無所適從，無法區分加快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國家戰略和建設天津北方經濟中心，與構建首都經濟圈的國家規劃和建設首都世界都市的內在關係。顯然，存在於國家決策上的悖論和矛盾，是對區域一體化利益分配不均、發展失序現實的客觀反映。就此而言，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強化頂層設計，力除“一畝三分地”思維定式，就顯得十分必要。
優化首都功能布局，主要是向外疏解不適合北京發展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包括高汙染、高能耗的低端製造業，聚人多、資源耗費多的低端服務業。至於一些可帶來高額稅收的科技、金融等高端服務業和醫療教育公共等資源的分流，既需要北京痛下決心，更需要津冀兩地提供更為優越的外部轉移條件。事實上，市場反應要比行政改革推動來得更早和更有效。2013年以來，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開始以外設“分園區”的形式推進科技企業外遷，並與河北秦皇島、山東齊河、內蒙古赤峰、江蘇溧陽簽訂了合作協議。與這些三四線城市“低成本運營”優勢相比，天津完全可憑借更優越的“近畿首邑”的區位優勢、更便利互惠的發展條件，有效承接首都外溢產業和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