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年間，二十幾歲的時候魏忠賢悍然揮刀自宮，當然，他應該沒見過《葵花寶典》、更不想武林稱雄，而是為了弄到一份有穩定收入的工作好去償還賭債（這在當時是違法的，皇宮沒有那麼多宦官編製）。
入宮後的幾十年中，魏忠賢仍舊是一個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小人物，最輝煌的履曆是朱由校（天啟皇帝）的廚師長。這個時候的魏忠賢，最大的快樂就是每年貪汙個百八十兩銀子，然後再到賭場上去被其他太監騙走，所以魏忠賢還有一個綽號叫“魏傻子”。
很多人認為“九千歲”之所以被人稱為“魏傻子”是因為他扮豬吃老虎。因為，在個別治史者看來，強者的一切都應該是一盤很大的棋，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強者。
關於這個結論，說實話，我沒看出來。
萬曆皇帝恨不得朱常洛馬上死了，好給福王騰出太子位置，所以才有萬曆朝幾十年的“爭國本”。父親朱常洛尚且不受待見，更何況魏忠賢隻是兒子朱由校的廚師長？如果朱常洛在“爭國本”中失敗，魏忠賢根本不可能在史書上留下哪怕一個字。後來那個不可一世的“九千歲”魏忠賢不過是一個偶然得誌的小人，如此而已。
在《新龍門客棧》等影視劇中，邪惡的太監雖然不能奈何張曼玉、林青霞、梁家輝等武林高手，對文臣武將卻頤指氣使、趾高氣揚、生殺予奪。
真實的曆史也不是這個樣子的，或者說恰恰相反：天啟初年，魏忠賢主動接近東林黨，甚至親自向吏部尚書趙南星送禮（行賄）；東林黨卻對其不屑一顧，趙南星不但把巴巴趕來送禮的“九千歲”從大門口轟走，還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警告魏忠賢老實點。
您沒看錯，在這一幕中東林黨人是地主惡霸，魏忠賢才飽受淩辱。
真實的曆史遠比影視劇複雜，從來就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魏忠賢的強項是溜須拍馬、引導皇帝去幹木匠活，他如果真的想控製朝局、想獲得更多財富，最佳選擇就是依靠東林黨。所以，魏忠賢最初的選擇是妥協，對東林黨妥協。東林黨並非從不與宦官合作，泰昌年間的“移宮案”、“紅丸案”中，東林黨人楊漣、葉向高等人就曾與太監首領王安有過極為默契的合作。
天啟朝的情勢下，魏忠賢的選擇是錯誤的，因為，東林黨已經根本無法與魏忠賢合作，即使王安在世也不行。
東林黨人治國的方略是花掉皇帝的私房錢，不準對“官商”動刀子；要知道，皇帝的內帑就是魏忠賢的錢，他絕不可能容許東林黨人毫無限製花自己的錢。另一方麵，對魏忠賢這樣的幸進之徒來說，聚斂財富的最佳手段是打擊最強大的官商集團，而這些人恰恰就是東林黨。
（東林黨）VS.（魏忠賢）=（發內帑+既得利益者）VS.（保住內帑+閹黨新貴）
雙方決裂是必然的事情。
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斷，是因為我把天啟四年後的財政收支記錄及一係列曆史事件串聯起來，恰好又能解釋得通，也就順著這個邏輯跟大家聊聊吧。
隨著魏忠賢的勢力逐漸強大，大明帝國的稅收結構突然從征收田賦轉向征收商稅，天啟四年，商稅從前一年的三百二十二萬兩猛增至五百四十八萬兩、次年亦為五百四十八萬兩，同時，主要針對工商業的“雜項銀”也從天啟三年的六十萬兩增加到二百二十萬兩、次年亦為二百二十萬兩，兩年內針對小農的田賦基本沒有增加。
一年時間多出來將近三百萬兩白銀全部出自工商業，如此稅賦比當年萬曆皇帝的“礦稅”有過之無不及，把持工商業的東林黨人又怎麼可能選擇與魏忠賢合作？
在一係列鬥爭中，一大批東林黨人被魏忠賢迫害致死，魏忠賢也終於變身為“九千歲”。此後，便是天啟五年到天啟七年那段極其荒唐的曆史：隨著東林黨人被屠戮殆盡，大明帝國再無任何人可以抗衡閹黨勢力，“九千歲”的業務範圍開始大規模擴張，大到買賣內閣大學士、小到刑獄撈死囚，隻要有錢什麼都幹，就連南京內庫的金銀珠寶也被矯詔盜取一空。現在，大家應該能理解魏忠賢為什麼不許東林黨任意調配內帑了吧。
閹黨成員靠賄賂魏忠賢身居高位，搶劫財富可不像東林黨，從來不講文明、懂禮貌，什麼損招都用，除了臉、什麼都要。
天啟五年，山海關外重鎮遼陽、廣寧失守，遼東經略熊廷弼因此獲罪下獄。為了聚斂財富，魏忠賢甚至冤殺了熊廷弼，而熊廷弼是當時對抗後金的最佳將領，開始的時候，魏忠賢向熊廷弼索賄五萬兩銀子；可惜，熊廷弼沒有這麼多錢；魏忠賢就汙蔑熊廷弼貪汙十七萬兩軍餉，並用於賄賂東林黨；熊廷弼因此被傳首九邊，東林黨“六君子”因受賄（部分屬於汙蔑）被殺，其姻親皆被抄家，闔家俱破。《國榷》這樣評價這段史實：熊廷弼不死於戰事而死於時局，閹黨不汙蔑熊廷弼又怎能誣陷東林？不殺熊廷弼又如何繼續“追贓”？
在不足三年之內，堂堂大明帝國居然被更無恥的閹黨搞到“搜無可搜、刮無可刮”的地步，帝國的敗亡已經隻是時間問題。
甲申之祭
天啟七年，中國曆史上最傑出的木匠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年僅二十三歲，且沒有留下任何子嗣。按照兄終弟及的傳統，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檢登上了皇位，即大明帝國最後一位皇帝明思宗，年號崇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