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一語成讖。
張居正之所以能超越楊炎、王安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那句話“吾非相，乃攝也”。不幸的是，張攝政和萬曆皇帝存在於同一時空之中，總有一天那個十歲的孩童也會長大，那時候的皇帝便不會允許張攝政存在。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去世。張居正死後九個月，萬曆皇帝宣布張居正犯有謀反、叛逆、奸黨三大罪，甚至險些將他剖棺戮屍。自此，大明帝國失去了最後一位有能力總攬全局的人物，帝國則再次陷入一片混亂。
三十六年前，一位意氣風發的少年進士走入了帝國的心髒；三十六年中，夏言、嚴嵩、徐階、高拱一任又一任首輔在他身邊倒下；三十六年後，少年已逝，上柱國、張文忠公回到了故鄉，江陵山水應無恙吧！
六十年後，張居正的兒子張允修已年逾八十高齡，張獻忠逼迫他出山做官，張允修懸梁自盡，張氏家族血脈伴著大明帝國一同消失在曆史長廊之中。
大明帝國，再無張居正！
萬曆礦稅
萬曆皇帝朱翊鈞特別喜歡錢，他對錢的癡迷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史籍對此的評價是“好貨成癖”。朱東潤先生曾這樣解釋這個問題：萬曆的生母李太後本是貧困小農出身，生活壓力迫使她曾經錙銖必較，進宮之後，她把這種秉性灌輸到萬曆皇帝的骨子裏，所以，朱翊鈞嗜利本出自天性。
張居正活著的時候，萬曆皇帝嗜利的種子就已經發芽了。
自從白銀成為大明帝國的通用貨幣，帝國政府再也不能無限製增發貨幣。在朱翊鈞看來，弄不到白銀、弄點銅錢也是好的——不能增發百元大鈔就弄點毛票。
萬曆五年，朱翊鈞下旨讓戶部出銀子、工部鑄一千萬枚“萬曆通寶”，最後所有的“萬曆通寶”都要歸內廷使用。官價規定千文可以換一兩白銀，永樂之後朝廷極少鑄幣，民間私鑄盛行，銅錢已經蛻化為莢錢，按照當時的市價，六七千錢才能換到一兩銀子。官鑄銅錢不可能減重，如果按照當時市價，一千萬枚“萬曆通寶”至多也就換兩三千兩銀子。堂堂大明帝國皇帝居然為了兩三千兩銀子跟戶部、工部糾纏不清整整一年！最後，還是張居正出麵才罷鑄錢之議，沒有幹這筆擺明了賠錢的買賣。
張居正死後，那顆嗜利之心開始從幼芽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貪婪吮吸生民之血的參天大樹！
張居正曾經教導朱翊鈞節衣縮食，做一個節儉的好皇帝。萬曆十年張居正被抄家，朱翊鈞驚訝地發現自己這位老師實實在在是一個大貪官，在他家中抄出一萬兩黃金、十萬兩白銀；就連他的轎子也有五十多個平米，不但臥室、客廳、觀景長廊一應俱全，還專門有童仆在轎中伺候，張居正本人就經常坐在這樣的轎子裏從北京跑到湖北江陵！
現實與理想的差距極度刺激了這位周身流著嗜利血液的皇帝，小打小鬧鑄造銅錢早就不可能滿足他的貪欲，自此，朱翊鈞瘋狂的斂財事業開始起步……
——嘉靖年間，朱翊鈞的父親每年要和神仙一起吃掉二十四萬兩白銀。萬曆十年之後，朱翊鈞的胃口超過了神仙，光祿寺（禦廚）每年花費居然高達三十萬兩白銀，要知道，大明帝國全年的歲入不過也就是二百萬兩白銀！但凡有人進諫停止內廷供奉，無論是禦史、巡撫還是大學士，也不管請停事項是珠玉、織錦還是平時用的扇子，都會得到如下幾個結果：斥責、謫戍、罰俸、追贓、廷杖。其中，追贓最為陰損，你不是要體恤民力嗎，這些錢就由你來出！
——萬曆十年後，宮廷樓堂館所建設項目一項接一項，再也沒有停止。偏偏這位仁兄對建築材料要求又非常苛刻，隻要南方的金絲楠木。刑部尚書呂坤曾經發牢騷：一丈粗的樹木都是百年之物，都生長在人煙絕少、瘟疫瘴氣之地，一木砍臥、千夫難移，每走一步都不知耗費多少人命，這樣的木頭官價雖逾千金，實際上所費何止萬金？
——萬曆五年朱翊鈞大婚，曾向戶部借款二十萬兩白銀。朱翊鈞下令把此視為定例，要求戶部每年要從太倉中撥款二十萬兩白銀。在幾任戶部尚書和內閣首輔的連番轟炸下，朱翊鈞居然簽下了這樣的批示：“稍待積剩，自然停止。”要你點錢怎麼了，等我有錢了自然不向你要了！
即使貴為皇帝，這樣花錢也是不行的！
萬曆十年張居正死的時候，太倉積存白銀四百萬兩，五年後的萬曆十五年，太倉居然隻有存銀九萬兩！
萬曆皇帝搶錢，有機會我要搶，沒機會創造機會我也要搶！於是，大明帝國上演了中國曆史上最荒唐、最無恥的一幕——礦稅。
萬曆二十四年，朱翊鈞直接從宮內選出一批宦官為他聚斂錢財，這些人被稱為“稅監”。稅監的權力弗遠無界，他們直接對皇帝負責，設立獨立的衙門，不但不受地方官製約、反而將地方官致於麾下，他們對地方官有生殺予奪的權力，甚至包括封疆大吏！
麵對無可更改的貨幣規律，礦稅的設計非常簡單、極具可操作性：既然無法任意增發白銀，就直接掠奪白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凡有銀礦的地方就要有稅監，所有開采出來白銀都要歸皇帝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