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中國古代理論上的最高統治者，也隻停留在理論上，事實上經常有人不把皇帝當幹部。在張居正眼中，皇帝就是一個傀儡，有一次張居正讓萬曆皇帝讀《論語》，這個十歲的兒童把“色勃如也”讀成“色背如也”，結果，張居正怒吼一聲：這個字應該讀“勃”！萬曆皇帝居然嚇得抖如篩糠，估計就如同當年班主任讓我請家長一樣。於萬曆皇帝而言，張居正基本類似於狼外婆之類的狠角色，李太後在教育萬曆皇帝的時候就經常把張居正掛在嘴邊：使張先生聞，奈何？
按照張居正自己的說法，吾非相，乃攝也！這句話的意思擺在當時其實足以殺頭了，張居正先生早就看不上宰相這個頭銜了（雖然他實際上連宰相都不是），而是要當攝政——真正的皇帝！
攝政至高無上的位置賦予了張居正絕對權力，所以，他才能清丈土地並剿滅一切反對者！萬曆五年，大明帝國開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戶口，無論封疆大吏、勳臣貴戚還是皇室王爺，必須交出匿藏的土地；否則，你再牛，總牛不過張攝政，無論官至幾品都要把你發去戍邊！萬曆九年，帝國在冊土地擴大到七百多萬頃，達到了劉瑾整理軍屯以來的最高水平。
萬曆九年，做完以上兩項，張居正使出絕招——“一條鞭法”！
明太祖朱元璋以漢文帝自標，規定帝國田賦不得超過三十分之一。三十稅一的稅率確實不高，實際操作中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在白銀沒有成為貨幣的時代，大明帝國田賦直接收實物，簡單點說就是種什麼收什麼，種蔬菜就繳蔬菜、種桑樹就繳蠶絲、種糧食就繳糧食。您把蔬菜運來了，先在門口等兩天吧，壞了，再去拉一車來，稅率立馬上升兩倍；您把糧食運來了，太濕，按三折算、再去拉兩車來，稅率立馬上升三倍；您把蠶絲運來了，陳絲，按一折算、再去拉九車來，稅率立馬上升十倍……
實物稅賦具體按幾折算、稅率上升幾倍，完全要看苦巴巴的小農向胥吏孝敬多少！看起來沒有問題的三十稅一，實際執行下來，無數百姓就這麼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田賦好歹是有標準的，徭役就一點譜都沒有了，帝國每年都要治水、修路、運漕糧……男子十六歲以上就要為國家服役，不到六十不能休息，一般情況下每年一個月。徭役有很多種，有的隻是在當地搬磚鋤泥修城牆、有的卻是長途運輸、有的是讓你去前線送死……同樣的活兒放在不同時候結果也截然不同，比如，農閑時節沒人找你，專撿農忙的時候讓你去修路……不能及時播種或收獲，咱這一年的日子還過不過了？
稅製越複雜，封建官僚上下其手的機會就越多。為了根除這些弊病，自嘉靖年間就有很多名臣試圖把稅製化繁為簡，根除胥吏撈錢的機會，比如，著名的清官海瑞在任淳安縣令時曾經試驗，無論正稅、賦役一律折價為白銀，可惜，這一改革觸動當地強豪的利益，海瑞很快被按上了“魚肉縉紳、沽名亂政”的罪名並被罷官。
海瑞的法子其實是一個好辦法，萬曆九年，在全國土地丈量基本完成的情況下（也有人認為根本沒有完成），張居正推出了“一條鞭法”。“一條鞭法”又名“一條邊法”，即把所有的稅收合並到一邊，簡單點說就一句話：把所有的田賦、徭役都改為白銀，具體而言又可分為三個單詞：“賦役合並”、“官為簽募”、“田賦征銀”。
——所謂“賦役合並”，就是將各種名目的徭役並入正稅，不再征發居民為帝國無償幹活。
——所謂“官為簽募”，就是不再按人頭計算徭役，誰家土地多、誰家就要服更多徭役。什麼？不願意服役、沒有時間？您不來也行，交錢，收到銀子後官府會雇人替你服役！
——所謂“田賦征銀”就更簡單，除部分軍需項目外，田賦一律折銀交納，不再繳納實物。
明人徐希明曾這樣評價一條鞭法：這種方法相對公平，便於小民而不便於官府貪墨，便於貧人而不便於豪富之家，便於鄉民而不便於造弊之胥吏。
“一條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減少胥吏盤剝，實際上，“一條鞭法”對曆史的最大作用卻在於影響了貨幣運行，這恐怕也是張居正自己沒有想到的。
在經濟自然演進中建立一種貨幣製度需要很長時間，比如，銅材從進入流通到出現統一的貨幣標準（五銖錢）耗去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千年，西歐貨幣從白銀轉化為黃金也用了將近千年的時間。但是，如果以國家信譽為貨幣背書，這種貨幣很快就會成為人們通用的交換媒介，畢竟國家信用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信用，比如，官交子從出現到為大眾接受隻用了不足百年時間——那可是毫無使用價值的一張廢紙。
在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中，所有帝國稅賦都必須以白銀完成，這等於說：不但帝國承認白銀是法定貨幣，同時也以帝國的力量鼓勵乃至強迫人們在交易中使用白銀——你可以不用白銀，賺不到白銀如何繳稅？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張居正的結局。張居正推動“一條鞭法”，拿走強勢分利集團千辛萬苦聚斂來的土地。在權力巔峰的時候，數十年宦海沉浮的洞察力就告訴張居正，他極有可能不得善終。在一封與地方督撫的信箋中他這樣說：世事變遷，他日高台可平、詔令可毀，我怕是連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隻不過國事維艱，就讓我做霍光、宇文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