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榷》將當時的情況譽為“海內肅清、四夷懾服”。此前、此後大明帝國都從未有過如此強盛的國勢。
如此成績，張居正身後的評價同樣毀譽參半，有人將他稱為“宰相之傑”、“曠古之奇才”、“救時宰相”，也有人說他“專權搜政”、“自作威福”、“苛察”、“擾民”。自張居正去世，這場爭論已經延續了四百多年，世事輪回，直至今日仍然“迄無定評”。
張居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相信大多數人知道王安石都是從“王安石變法”這個名詞開始，然而，曆代史家極少有人以“張居正變法”來描述張居正，張居正雖然做了和王安石一樣的事情，卻從未標榜自己要“變法”，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悉遵成憲”。
王安石打出口號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看似痛快淋漓，其實不過是花哨的武術套路，近身實戰根本抵不過凶悍的直拳、勾拳。奸臣當道、山河殘破，說穿了是有人拿了不該拿的錢、利用手中的權力分走了太多利益。地攤討價還價尚能爭得麵紅耳赤，變法者要重新分配天下之財，又是一場多大的鬥爭？
國事唯艱，舊製度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卻一定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那是無數前人心血的結晶，製度製定者和執行者都是絕頂聰明的人，所以這些製度才能曆經百年不變。在習以為常的舊製度中，突然跑出一個自以為聰明的人，打了這個飯碗、扒了那個官衣，脾氣好的寫封信勸一勸（比如司馬光），脾氣不好的沒準抄家夥就奔你家去了（比如蘇轍）。
張居正曾這樣評價“變法”二字：今上繼承了祖宗的皇位、臣民、江山與輿圖，變法、變法，今日豈無法、祖宗之法豈惡法？治新者仍舊是原來的那些人，新法不過是幾個新名目，焉能指望舊人依新法？所謂變法，不過是一群宵小自作主張，試圖打破現行利益分配框架另謀利益！
所以，法絕不可輕變！
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最需要的不是變法，而是變人、變心，尤其要變官（惟在於核吏治）！隻要“悉遵成憲”就能管住這些不可一世的封建官僚。
不變祖宗之法，就收拾不下你們了嗎？
第一個辦法就是要管住當官的，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職責，即，考成法！
“考成法”說白了就是業務考核，今天的金融業員工深受其累，銀行有存款任務、券商有經紀任務、保險有保單任務，年底算賬沒完成任務，得，您就得“聽狗叫、看豬臉、任務加重工資減”！大明帝國當官原本也沒那麼容易，州道府縣都有稅收指標，朱元璋時代如果完不成任務就會被一刀哢嚓掉——完不成任務就是貪汙了！後來皇帝懈怠政務，封建官僚也就失去了製約，隨著土地兼並愈演愈烈，當官的不敢、也不會向官家豪強收稅，考核也就成了一紙空文。
在張居正看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為政之初他就宣布：治事並不在那些毫無用處的一紙空文，而難在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如果從來不去考核、不去總結教訓、不去追究責任，人人就會都懷著苟且之念，縱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也難有回天之力！所以，要“月有考，歲有稽”，一月一小考、一年一大考！
六部及州道府縣都要設立三本賬簿，把每個月該辦的事情都寫在上麵，自己留一本、監察機構一本、張居正一本。到時候對賬，不把活幹完，一把手降職！
為了明確考核指標，張居正的第二條辦法是丈量土地，核查財產，向富人征稅。
帝國太倉年年虧空，完全是因為有錢人通過各種名目掠奪小民土地（曰飛訪、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掠奪土地又隱瞞土地。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尚有土田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正德年間朝廷可以征稅的土地已經不足四百萬頃了，隆慶年間這種情況愈演愈烈，無一畝田者居然要負擔七八十畝土地的稅收，富者種無糧之地，貧者輸無地之糧！
如果豪富之家膏腴之地跨連郡邑，編戶末民無衣無食卻要負擔絕大部分田賦，人們焉能不逃亡山林又轉為盜賊？
“向富人征稅”隻是遏製土地兼並的手段之一，也並非張居正首創。大唐帝國的楊炎曾經推行“兩稅法”，試圖“唯以資產為宗”向富人征稅，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又怎麼可能依靠這些人自己剝奪自己的財富？楊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備最基本的社會條件，最終楊炎本人也被唐德宗賜死。
跟楊炎相比，張居正還是有底氣的，張居正有楊炎等人不可能具備的一個特征：楊炎隻是宰相，張居正卻擁有絕對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