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回中國貨的同時，所有西方貿易艦船隻向中國運輸一種東西——白銀！據《美洲的船隊及海難》記載，即使一條小商船也會載有上千條白銀，每條重七十磅！萬曆年間曾有一艘葡萄牙商船在使往澳門的途中沉沒於東南亞海域，1985年這艘沉睡了幾百年的航船終於重見天日，打撈者驚訝地發現，這艘船上居然裝了整整一萬公斤白銀！
人們都知道，第一代全球霸主西班牙獨占了當時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銀，據說，是當之無愧的全球霸主。僅就白銀占有率而言，還有一個比西班牙更牛的霸主——大明帝國，西歐官方數據估計，全世界另外三分之一的白銀流向了中國，而美國學者Barrett等人則認為，三分之一僅僅是官方的統計數字，如果加上走私，新大陸43%—57%的白銀最終流入了中國！台灣著名經濟史學家全漢升先生估計，隆慶到崇禎年間，共有1.5億兩白銀從海外流入中國；
很多人說“隆慶開海”激發了大明帝國對外貿易，自此，大明帝國商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這也是大明帝國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證明。
隆慶年間大明帝國確實有繁榮的海外貿易，隻不過城郭之間的私商同樣沒有撈到任何便宜。“隆慶開海”並非所有人都可以任意揚帆遠航，還是要辦很多手續的：首先要在居住地由鄰裏進行擔保；然後才能向當地縣、州兩級衙門遞交申請；最後由朝廷海防機構核準，並發給“船引”，即出海貿易的營業許可證。
一個普通商人可能確實去過縣裏、州裏的衙門，去朝廷辦“船引”難度就比較大了。因為，一張船引的價格隻有三兩白銀，而一船白銀的利潤卻至少是幾十萬兩白銀。行業準入需要審核，如此低廉的入門費、又有如此豐厚的利潤，要說沒有黑幕鬼都不信，獲得“船引”的人又豈能是私商？
先不要憤怒。其實，在世界曆史中，商人與帝國權力相結合是一種常態。大航海時代，哥倫布、麥哲倫等航海家都是獲得了王室資助才得以率隊遠航，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也都是在王權庇護下才獲得貿易專營權。
都是帝國支持下的對外貿易，為什麼西歐演進出資本主義，大明帝國卻隻有資本主義萌芽，最後連資本主義萌芽也跟大明王朝一起被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埋葬？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大明帝國販運出去的是實實在在的商品——生絲、瓷器、香料、絲綢、紡織品……拿回來的隻有一種東西——白銀！《劍橋中國明代史》這樣描述：中國商人想從大多數外國商人那裏得到的是白銀，他們隻關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銀而不關心其他西方貨物。
貨物和白銀，二者有區別嗎？
答：有。
——西方大航海時代，任何海外商品都是重大的創新——國內從來都沒見過，必然有著極其廣闊的市場，新的貨物帶來了新的產業，新的產業帶來了新的生產能力，新的生產能力又會帶來新的財富。
——反觀大明帝國，這場財富盛宴的獲益者甚至不是帝國統治者，而是原有利益分配鏈條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商。中國近現代主要的商人集團基本形成於嘉靖、萬曆年間，比如，晉商、徽商，萬曆朝首輔張四維就是晉商首領，後來的東林黨也是江浙一帶的商人集團。據《明史》記載，時人感歎，當今朝廷歲入不過二百萬兩白銀，一州之地富豪也富可敵國了！
海外白銀集中在少數官商手中，絕大部分會成為窖藏，沒有形成新的購買力、沒有創造新的市場、也沒有帶來任何創新……這並不是最壞的結局，更糟糕的是，大明帝國並不具備一個真正的國內市場，在投資渠道極為有限的農耕社會，土地便成為一種最好的投資渠道。在原本土地兼並就已經非常猖獗的情況下，新湧入的貨幣資本致使地價倍增。我們查到了一些明朝江浙地區的地契交易記錄，隆慶、萬曆年間的土地價格上漲了十五倍左右；京城的地產價格尤其離譜，據《劍橋中國明代史》估計，一套尚書、侍郎的宅邸價值在七千兩白銀左右，當時一個技藝精湛的手工業者年收入不過隻有十二兩。
海外貿易為大明帝國帶來了巨量白銀，卻沒有帶來真正的海外財富，畢竟白銀本身不可能提高國民福利，最終所有的財富還是要來源於每一個普通人的生產勞作。這些白銀最終成為超量的土地兼並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徹底洗劫了整個社會的財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國。
嘉靖、隆慶年間，大明帝國市麵上再次流傳一幅新的《流民圖》，所繪城市為魚米之鄉蘇州，大量居無定所的流民湧入了這座以富庶和繁華著稱的城市，人們衣衫襤褸、瘦骨嶙峋，或匍地行乞，或以雜耍為生……
大明帝國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銀，真的就國富民強了嗎？
耀眼的暮光：張居正
在中國曆史上，真正把白銀變為貨幣的人是張居正。
張居正，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萬曆初年（1573年）成為內閣首輔，是一個可以與唐代楊炎、宋代王安石相提並論的人物。與楊炎、王安石一樣，張居正也以擅長理財著稱：隆慶年間（1568—1573），帝國太倉幾乎年年虧空二、三百萬兩白銀之巨；萬曆十年，張居正死的時候，帝國太倉存銀已高達四百萬兩，糧食可供此後數年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