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店”、“官店”包含了這樣一種可怕的邏輯：財富階層與官僚階層合二為一，波譎雲詭的官場成為左右財富分配最強有力的風向標，每當一任首輔倒台（1），財富分配就要重新洗牌，“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宦海沉浮本無定標，大明帝國財富循環的流轉速度實在太快了，快到根本無法形成正常的資本積累，財富階層也根本不能獨立、長久地維持其經濟上的優勢地位，所以，依靠上層社會內生演進出產權保護製度便成為泡影。
仕途險惡造成的不穩定性進一步加劇了“官商”的掠奪性——人們隻看重短期利益，根本無暇顧及長期獲益的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即使遊離於朝廷之外的私商也很快卷入其中，把目光緊緊盯在了封建權力之上。
更大害處則體現在海外爭霸的動機：皇店、官店即使產生再大的收益，與帝國行政也沒多少關係，封建官僚不可能把自己的灰色收入用於納稅；如果帝國不能從商業等創新行業中獲得足夠收益，帝國也就沒有動力扶持、支撐這些創新行業。
據黃仁宇估計，嘉靖年間大明帝國正常商稅不足帝國總收入的1%；而同一時代英國海外貿易的稅收就已經占英國皇室收入的40%。在強烈的經濟激勵下，西方王室的最佳選擇便是從掠奪國內轉向掠奪海外，以荷蘭、西班牙、英國為代表的第一代世界強國無一不是選擇了這樣的路徑：以國家名義授予商人海外貿易專營權，以國家武力擴張殖民地、搶劫各種財富、維護不平等貿易。
在西方大國的成長邏輯中，私商的財富相對穩定，一個逐漸脫離王權束縛的新興資產階級開始壯大，最終積聚了足夠的力量，從技術創新延伸出了製度創新，封建王權被徹底拋棄。反觀大明帝國，既然帝國無法從商人手中獲得足夠的利益，加之“薄來厚往”朝貢貿易的思想根深蒂固，由帝國出麵支持對外貿易也就失去了最根本動力——帝國未能從中獲益！
帝國無法從中獲益，並非意味著無人染指中國海外貿易利潤。既然在正常法律框架下無法從事海外貿易，這塊蛋糕就必然被黑社會拿走了——也隻有黑社會能突破帝國“片板不得下海”的禁令。
當時，從中國販賣生絲、絲絹、瓷器、漆器乃至脂粉到日本的利潤都在十倍以上，由於缺乏必要製度束縛，海外貿易商（走私商）逐步蛻變為真正的海盜。
所謂“倭寇”、“倭患”，其實十之八九都是東南沿海的中國人。明代以後倭寇研究逐漸廓清了迷霧，民國史學界甚至將當時的“倭寇”譽為“明代視野最廣闊，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國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海上商隊”！
這樣的評價雖然有一定道理，可是倭寇畢竟是倭寇，對社會帶來的負麵影響同樣非常巨大。對他們而言“片板下海”已經是殺頭之罪，此後犯下再大的罪行也不可能被砍頭兩次！這些人從海盜、走私發展到登陸劫掠平民，甚至武裝攻取帝國州縣，威脅帝國存亡。由此，嘉靖皇帝痛下殺手，誘捕並殺害了“倭寇”首領王直、徐海——兩個正宗的中國人。
大明帝國“視野最廣闊，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國人”被趕盡殺絕，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登陸澳門，壟斷了中國對日本的貿易。自此，大明帝國對外政策開始單純采取守勢，著名的萬裏長城真正的修築年代正是這個年代（秦代所築不足今天的三分之一）。就在大英帝國熱火朝天造大炮的同時，大明帝國的軍人仍就在啃磚頭、壘長城，封建官僚主導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既然皇權主導下的國防事業未能向近代軍事工業轉型，城郭之間就更不可能出現劃時代的技術創新。
在第一輪世界強國的競爭中，大明帝國被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