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在亂軍中被一位憤怒的明軍將領樊忠錘殺，樊忠臨終時高呼：吾為天下誅此賊！
可惜，太晚了。
劉瑾的救贖I：需求理論另解
土木堡之變以後，兵荒使口外大片軍屯荒蕪，明代宗朱祁鈺（景泰帝）即位後下詔“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盡力開種”。
詔書下達之日舉國歡慶，皇親國戚、封建官僚、地痞流氓全都跑去圈占軍屯、皇莊，大家都誇朱祁鈺是個好同誌啊！
皇帝的意思原本是開荒，大家現在的意思是：無人耕種的土地要搶、有人耕種的土地也要搶！為此還發明了很多方法逼迫小農放棄自己的土地：包賠屯田籽粒、投獻、捐輸，等等。雖然名稱各異，實質卻隻有一個：強勢分利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力擠壓普通人的生存空間，逼迫他們獻出自己控製的土地。大家一起興高采烈地搶占皇莊、軍屯，就這樣過去了幾十年，大明帝國經曆了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幾位帝王，進入了正德朝。
正德年間，有一位吏部尚書叫做梁儲，他的兒子梁次攄是地方上的“錦衣百戶”。梁次攄生活的地方有一個人叫譚觀海，家中有一百多頃良田，也算是小康之家；當地還有一個人叫楊端，是一個惡霸。
楊端看中了譚觀海家的一百多頃田地，在他的操縱下，譚觀海因為一件小事被判處了死刑。楊端的如意算盤是，一旦譚觀海被處斬，他的一百多頃土地就歸在了自己名下。
譚觀海有一定的財富，所以，還是有一些自我保護能力的。他通過一個朋友，把土地投獻給梁次攄。所謂“投獻”，即中產之家把土地送給封建官僚、自願降為佃戶，以免除無盡的騷擾或者殺身之禍。
“投獻”在當時相當普遍，實在不算什麼大事，在這筆交易中，譚觀海把土地送給了梁次攄、梁次攄則保譚觀海平安。當地官府當然不肯去得罪吏部尚書的兒子，也就無人去抓捕譚觀海，楊端的詭計眼看就要落空了。
後麵發生的事情就有點駭人聽聞了。
梁儲雖然貴為吏部尚書，卻以廉明著稱。老子都這樣，兒子就不用說了，所以，楊端不覺得梁次攄有多難惹。於是，楊端直接派人把譚觀海原來的佃戶從土地上打跑了，在這次衝突中，共有四名譚觀海的佃戶被毆打致死。
看起來，楊端對這類惡事已經駕輕就熟，打死個把人也習以為常。不過，這一次他確實惹事了！梁次攄屬於標準的高幹子弟，沒事的時候尚且要去搶奪別人財富，何況楊端上門來找茬！
為了永絕後患，梁次攄聯合前吏部尚書的兒子戴仲朋以及另外幾家富豪，並且動用了軍隊，直接殺掉了楊端全家和楊端的所有佃戶（盡殺諸楊，以快其忿，且絕後患），一共二百餘人成了刀下之鬼！
當然，楊端和譚觀海所有的土地也被梁次攄、戴仲朋等幾人瓜分！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突然衝進來一群人，不問青紅皂白見人就殺。你以為這是日本鬼子進村嗎？
如此“法當極典”的案件報到了刑部，刑部居然說自己無權過問此事；於是，案件被推到三法司（明代最高審判機構），三法司的結論卻是“此案難以常例處之，請皇帝聖裁”，沒人肯為二百多條人命得罪吏部尚書！
正德皇帝給出的判決結果非常耐人尋味：梁次攄和戴仲朋殺人事出有因，發配邊衛五年（五年中照樣可以在邊境做官），另外，譚觀海、楊端的土地全部歸梁次攄和戴仲朋，楊端手下那二百個佃戶就算白死了！
我猜想，為搶奪土地以至於派兵屠村的事情也許確實是極個別事件，卻也足以昭示當時土地兼並的慘烈。
第一個下決心要改變這種狀況的人，正是正德皇帝手下那個禍國殃民的太監——劉瑾！順便說一句，在中國曆史上，正德皇帝以愛玩出名，以此而論整個中國曆史上恐怕無人能望其項背（普通人沒錢玩不到這個地步，皇帝又無人敢玩出如此花樣）。
劉瑾，本姓譚，陝西興平人，六歲入宮，後追隨一個劉姓老宦官而改姓劉。劉瑾曆經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五朝，終於從一個敲鍾的小雜役熬成了朝局之上呼風喚雨的大太監。
劉瑾並沒有取得王振那樣的絕對權力，他隻是抓住了正德皇帝的弱點，專門等皇帝玩在興頭上的時候去請示彙報。
於是，正在興頭上的皇帝就很生氣：我養你們這些人是幹什麼的，自己不會處理嗎？於是，劉瑾才成為所謂“立皇帝”！於是，劉瑾才有了斑斑劣跡。
曆代史家關於劉瑾的論斷比較有意思：首先，大家一致認為劉瑾是一個禍國殃民的死太監，這一點確定無疑；然後，大家對劉瑾的惡行成因產生了爭議，有人認為劉瑾是一個壞事做絕的家夥，也有人認為劉瑾幹壞事的原因是因為想幹好事，隻不過他把好事幹成了壞事……
行為經濟學認為，人類行為受五種需求驅策，這五種需求依次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五種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逐級遞升。劉瑾認為，自己是高層次的成功太監，所以自己要從“生存”這樣的低層次向“自我實現”這樣的高層次躍遷（請注意，是躍遷，不是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