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狠狠向他們收稅！
此外，為了給一小撮商戶一點希望，夏原吉還同時宣布：這項稅收隻是臨時項目，待鈔法暢行無阻後自可“悉複舊”。
把稅收提高四十倍，您當大明帝國的商人是自動提款機啊？最後，就連皇帝朱瞻基都覺得這個數字實在是太離譜了，在朝議的時候親自將之改為五倍。即使五倍也是一個不小的數額了，此令一出，天下嘩然，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想方設法逃稅——不是不繳、實在是繳不起啊！
今天的稅法，稅基一般是營業額、利潤額，大明帝國沒有那麼多會計製度，稅基計算方法簡單易行，看你櫃麵上有多少存貨，就要繳納多少稅收，才不管你能不能賣出去！
為了逃避稅收，大部分商鋪把存貨轉移到自己家中，而夏原吉也很快發現了這一點。由此，夏原吉想到了一個更好的方法核算稅基：商人一般居住在市鎮，越有錢的商人營業額越大、住的房子也就越氣派；從現在起，除按存貨收稅，還要清查商戶個人住房，一間房每月納稅五百貫！此外，征稅範圍擴大到菜地、果林、塌坊、庫房、店舍、驢騾車輛、船隻……隻要跟商品有關的地方，都要按時繳納大明寶鈔！
夏原吉確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良好“效果”：當年，不但使得整個大明帝國商人都關門歇業（商賈不通），還使得廣大商人賣兒賣女（有鬻子女），有人甚至直接把所有產業捐獻給朝廷了（產業輸官）。
比這更重要的是：這項政策使得大明寶鈔基本從市麵上絕跡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銀（要買東西隻能去黑市，黑市隻收金銀）。宣德九年，大明帝國黃金產量達到三百三十五刃、白銀產量達到三十二萬七千六百零八刃，相當於永樂元年的七倍。自此，白銀開始登上中國古代貨幣的曆史舞台，直至萬曆朝推行“一條鞭法”後完全取代秦漢以來的銅錢、北宋以來的紙幣，成為最主要的交易貨幣。
也是在朱瞻基的宣德朝，大明帝國停止了大規模發行大明寶鈔。但是，千萬不要以為大明寶鈔從此就沒有用處了。此後明代帝王經常會在心血來潮的時候（比如，明太祖、明成祖的生日）宣布當年必須以大明寶鈔繳納一部分稅收。於是，也就催生了明代一種特殊的貨幣生意：有人專門囤積大明寶鈔，一旦碰到機會就可以大賺一筆了！
最後要說的事兒跟金融關係不大，卻不得不提。
宦官幹政，無論從程度還是結果的惡劣性，大明帝國都是中國曆史上當之無愧的第一。這批宦官，就是明宣宗年間登上曆史舞台的，他們的出現將在後來的曆史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權力欲極其旺盛的朱元璋廢黜了宰相製度，把所有權力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整個大明帝國就剩下皇帝一個有腦子的人。非法繼承者朱棣雖然貴為皇子，朱元璋對他的要求卻是掄刀砍人，文化課程幾乎是一片空白。看過朱棣批文原件就會發現，不但書法慘不忍睹，連語法也頗為生疏。為了解決文牘處理問題，朱棣特意建立了文淵閣，解縉等一批學士負責為帝王起草或潤色詔書。
朱高熾即位後，立即把當年太子東宮的三位舊臣提拔為文淵閣大學士，他們分別是：楊士奇、楊榮、楊溥，即明中期大名鼎鼎的“三楊”。自此，明代重新形成了一個類似於宰相的首輔製，文淵閣大學士有“票擬”之權，即在六部、地方送來的奏折上貼上條子、提出初步處理意見，再轉由皇帝批閱。
被貼了條子的奏折會送到皇帝手中，由皇帝做出最終批複，這道手續叫做“批紅”。由於全國每天往來的文牘實在太多，皇帝經常會對此頗感厭煩，於是，某天皇帝心煩的時候就會隻看幾本奏折意思一下，其他的就交給宮內宦官分批。
理論上，這些宦官隻能照本宣科寫上“依照閣中”字樣；實際上，他們經常會把自己當做皇帝，在批示中夾帶私貨，至於皇帝最後能看到哪本奏折、親自批閱哪本奏折，幾乎完全決定於皇帝身邊的宦官。
也就是說，自宣宗朝起大明帝國政務最終決策權並不在內閣或首輔手中，甚至不在皇帝手中，而是掌握在一群太監手裏。難怪明末黃宗羲這樣評價明代的內閣製度：那不過是一個文案記錄員罷了，而真正有宰相實權的人不過是一批宮奴，他們有了對天下生殺予奪的權力，閣臣中的賢者不過也就是把自己的文章賣給他們、不賢者就成了他們的幫凶！
有了這項權力，明代中後期很多太監才權勢熏天，究其根本正是明宣宗朱瞻基定下的“票擬”和“批紅”。明宣宗死後僅九年，大明帝國第一位神奸巨蠹、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即將成為舞台主角，這個太監的出現，將在瞬間就把整個帝國的財富揮霍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