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後的成化九年，為了阻止明憲宗朱見深再次下西洋，戶部官員劉大夏藏匿了鄭和留下的航海圖，麵對前來興師問罪的皇帝，這位頗有骨氣的官員理直氣壯地反問：馬三保（明成祖賜名為“鄭和”，也稱“三寶太監”）七下西洋，所費錢糧無數，軍民死者以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別說你沒有找到航海資料，就算找到了我也會派人立即毀掉，以徹底絕了你的念頭！你現在還有臉來向我興師問罪？
鄭和下西洋無疑是世界性航海事業的先導者，顯示了古代中國人民的偉大智慧和無畏的氣概，讓我們在世界古代航海史上留下了頗為自豪的篇章。很多人扼腕歎息，六百年前，曾經有一次機會，就差那麼一點點我們就能率先成長為第一世界性大國！
鄭和下西洋，是我們最好的機會嗎？
答：不是。鄭和與哥倫布等西方航海家遵循著迥然相異的經濟學邏輯，經濟學內涵已然如此，注定我們與機會擦肩而過。
如果用恩格斯的話來解釋，西方人航海的目標“黃金這兩個字變成了驅使西班牙人遠渡大西洋的符咒”（1）。
當然，西方海外貿易（搶劫）曆程也絕對不是什麼他們鼓吹的“世界文明之源”，人類沒有這麼野蠻的文明之源。這些所謂的“西方航海家”不過是一群徹頭徹尾的海盜，商船裏藏著海盜旗，該出手時就出手！大名鼎鼎的哥倫布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在哥倫布的海圖裏，從葡萄牙到日本隻有二千四百海裏，整個世界隻有1/6是海洋；真實情況是兩地的空中直線距離已經超過一萬海裏；靠這樣的海圖揚帆，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不會再回來。
即使有以上瑕疵，西方航海卻有著最為珍貴的動力：錢、賺最多的錢。
揚帆遠航、發現新航路，是改變世界的創新，必然有著極高的利潤，就如同後來的蒸汽機、電能、信息技術！就是這種可以統治世界的利潤才激發了無數人去試錯、去創新，在千萬次試錯中，成功就會成為必然。在這種經濟理性支持下，會有無數人前仆後繼去海洋探險，絕大部分會葬身浩瀚無邊的波濤，但是，總會有人能取得最終的成功！
反過來看鄭和下西洋，這種行為在經濟學上也有一個專屬名詞，叫做“朝貢貿易”。與正常商人做生意不同，朝貢貿易不考慮盈虧，所有貿易來的商品隻供一個人消費，隻為滿足皇帝私欲！普通人絕不能涉足朝貢貿易，哪怕有勇氣經曆海洋的風暴，到頭來也難逃殺頭之罪！
皇帝需要的貿易，就是把帝國家底賠幹淨也得幹！
鄭和有整個帝國作為強大的經濟後盾，成功的概率比單打獨鬥的西方航海家不知要強多少倍。
可是，這種航海有連續性嗎？
任何重大的創新都是小概率事件，並非源自某個天才的突發奇想，而是天下所有人在追求利益的進程中的點點積累，既需要財力積累、更需要人力資本的積累！既然這種點滴積累需要全社會所有人都參與其中，也就必然要求一種綿綿不絕的動力——賺錢，那是一種加之於天下人頭上的宿命！
大明帝國能支持鄭和七下西洋，還能支持大明帝國所有具備航海夢想的人去乘風破浪嗎？讓所有人有動力去追尋這個目標，惟一的方法，就是讓創新者賺到錢、賺到比別人更多的錢！
在所有人對利益的向往中，改變世界的創新最終一定能夠實現！
有人會問：“朝貢貿易”不能與“經濟理性”兼容，畢竟兩者都是出海遠航，總會為後來人留下航海技術吧？
答：所有科技的最終目標都是轉化為利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然在經濟學邏輯上不能兼容，沒有利潤支撐的技術也注定無法傳承。
明成祖死後，明仁宗罷黜下西洋，鄭和被放在南京混日子。兩萬多久曆風浪的水手則承擔了一項新的光榮任務——背磚頭，在南京修城牆！至於鄭和下西洋的寶船，鑒於維修費用實在太高（每年的維修費用相當於新造一艘的一半），被全部毀掉！數十年人才、數十年積累，可以真正統治世界的秘籍，就這麼毀於一旦！
很久之前，在對比了中西古代航海史後，一冊非常流行的曆史教科書這樣解釋鄭和下西洋的結局：我們至少查明了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
查明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又能如何？由封建權力主導的行為，衡量成敗的結果斷然不會是利潤，而是公共經濟學中所謂的“效用”。對封建統治者來說，他們需要的是統治帝國的權力、是號令四夷的威風，這種封建統治者一個人享用的“效用”與創新帶來的經濟利潤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
梁啟超曾經慨歎：悠悠中華，鄭和之後卻再無鄭和，此豈鄭君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