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一年（1351年），劉福通在潁上率眾舉事，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紅巾軍起義”爆發了。紅巾軍通告海內：蒙元帝國立國以來窮兵黷武，數次征伐日本無功，我漢人聚集的江南已經徹底淪為貧苦之地、塞北卻富比江南，凡我漢家義士隨我直搗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我大宋之天終有重開之時！
戰端一開，至正交鈔的印刷便再也無法遏製。
至正十二年，為彌補軍需，至正交鈔發行量到達二百萬錠（折中統鈔兩千四百萬錠），是蒙元帝國存在以來紙幣發行量最大的一年。由此，至正交鈔發行不足兩年就徹底崩潰。堂堂大元，奸佞擅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製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至正十五年前後，人們已經意識到至正交鈔“將絕於用”，便把紙鈔稱為“觀音鈔”，意思是說紙鈔印刷質量實在太差，描不成、畫不就，就像半空中的觀音一樣。為了挽救瀕於奄奄一息的王朝，蒙元帝國開始效仿曹操“屯田”，朝廷給屯田者每日折合白銀二兩五錢的至正交鈔。這個價格可是盛唐開元年間一品大員的官俸！彭信威先生對此的評價是：“這自然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鈔票不值錢了。”
至正十七年（1357年），上都、大都同時設“便民鈔庫”，人們可以在“便民鈔庫”兌換破損的至正交鈔，但是，“便民鈔庫”無人光顧。也是這一年，河北、河南流民湧入大都，僅官府收葬的餓殍就有二十萬之多，蒙元帝國，再無延續之理！
1364年，朱元璋提出了“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是年，朱元璋以徐達為元帥、常遇春為先鋒出兵伐元。
元朝小結：變異的鐵騎
遼國、金國都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這些王朝無一不是選擇了漢製，遼國、金國都以中華正統自居，認為自己和宋朝不過是南北朝罷了。這種理念在契丹、女真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以至於遼國和金國在與大宋開戰的時候，宋朝獨修唐史成為一條發動戰爭的理由。
在傳承數千年的華夏曆史中，隻有蒙元帝國沒有采納漢製，蒙元貴族固執地認為，隻有驍勇的蒙古鐵騎才是立國之本，帝國臣民也就因此被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而居於最下等的南人卻占帝國人口的90%以上。
這也是蒙元帝國的悲劇所在。蒙元貴族可以拒絕漢製，卻無法拒絕中原之地財富的巨大誘惑。對這群剛剛走出洪荒的人來說，江南山水有著無限誘惑，既然少了許多士大夫的理性束縛，也就把曆代封建官僚的無恥演繹到淋漓盡致。
增發紙幣的招數失敗以後，蒙元貴族選擇了最簡單粗暴的搶劫方式：喜歡，直接搶過來就是了！這種劫掠已經超出了人們日常的認知範圍，最後，他們不但搶劫漢人、南人，連蒙古人、色目人都一道搶了，就連帝國最有權勢的大汗也未能幸免。
誰有權，誰才有財富！
於是，黃金家族成為最為悲慘的帝王世係：為了謀得汗位，暗殺、下毒、設計陷害，甚至明火執仗砍死自己的大汗，至於後一任大汗不承認前一任大汗、把前任大汗牌位扔出太廟的舉動更是比比皆是。
這些離譜行為的背後隱藏著一個可怕的邏輯：如果強勢集團對財富的渴望沒有絲毫底線，屠刀就不僅僅會砍向普通民眾，強勢集團自身也難於幸免。在這個邏輯中，小農不幸福，商人不幸福，官不幸福，民就更不幸福，沒有人能獨善其身，也沒有人能夠幸存，哪怕你是帝國最有勢力的大汗。
社會財富畢竟不是一塊無限大的蛋糕，一旦掠奪超過限度，就會造成流民、社會動亂，最終玉石俱焚。元順帝初年，帝國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已經淪為流民，所謂“流民如雲”並不是一種誇張的說法！當人們“逃離奔竄，皇皇然無定居”的時刻，又怎麼可能有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再驍勇的鐵騎又怎麼能遏製天下人求生的欲望？
在“摧富益貧”口號的引導下，起義軍（史稱“賊者”、“無賴者”）為了獲得維持生存的一口糧食不得不舉事造反，他們衝入官衙府庫、衝入富人的府邸、也衝入窮人的茅屋。在他們身後，社會秩序完全失控，赤地千裏、城廓破碎、田園荒蕪，殺人吮血爭錙銖！麵對遍及天下的流民起義，在主要軍事力量尚存的情況下，妥歡帖木兒不但沒有堅守大都，反而把自己的軍隊扔在中原，孤身一人逃竄回了大漠——似乎是來中原打醬油的。
財富循環有著不可違背的天道法則，它不會因為誰有權勢就偏愛誰、也不會因為誰貧賤就拋棄誰。一個人、一群封建官僚、一個強勢分利集團，無論你多麼有權力，也不可能毫無止境地對天下人索取財富，一旦突破了底線，驍勇如蒙元帝國也一樣會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