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英美關係發展得很順利，但在美國國會中出現了了一些激烈的敵對言論，孤立主義的傾向再度強烈起來。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麥克馬洪法案，剝奪了英國有關原子彈的任何情報的交換權。這一措施，讓英國人非常憤怒，艾德禮把美國的行為指責為“背信棄義”。而在同一次會議上，美國國會也批準以低利率借給英國一筆巨額的貸款用於戰後建設，這是1945年秋凱恩斯商定的。美國國會對此辯論時，丘吉爾正在華盛頓，他在3月11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強烈呼籲美國支援英國，這一行動贏得了艾德禮的電謝。
1945年11月，丘吉爾在倫敦保守黨中央理事會開會時說，“在作為艾德禮政府反對黨人的那些年代裏，有兩個溫斯頓·丘吉爾——一個是負責的政治家，為歐洲和美國指明了前途；另一個是設法討好保守黨一般成員的政客，譴責社會黨人好似盤旋於我們的基礎工業之上的兀鷹，煽動走上令人沮喪的國有化道路。”這是對丘吉爾保守黨領袖生涯的最好詮釋。在外交政策方麵，工黨政府走的是一條親美反蘇的“冷戰”路線，這一點丘吉爾對工黨持讚同態度，但在內政和經濟方麵丘吉爾則持堅決的批評態度。丘吉爾反對工業國有化，反對在某些經濟領域裏實行國家監督，反對進行社會改革，有趣的是工黨的許多政策都是丘吉爾曾經主張的。丘吉爾的私人醫生莫蘭解釋丘吉爾的奇怪態度說：“丘吉爾聽說保守黨有人提出必須製定個政策時，很生氣。他說，反對黨領袖的責任就是攻擊現政府，隻有這一點，沒有其他。”
在以後的歲月中，丘吉爾也偶爾在下院作簡短的發言，譴責政府的一些政策，但是大部分時間用於訪問西歐各國，接受榮譽學位、榮譽公民、獎章和禮品。不過在一些重要的外交問題上，丘吉爾還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印巴分治
美國和蘇聯集團在戰後迅速地進行著“冷戰”，而且大肆重整軍備。不過當時在歐洲還沒有形成公開的敵對，而掌權的工黨領袖在這個時期因為要處理其他問題，也不願采取積極的冷戰行動。他們主要關心的是保持英國在大國中的地位，以及印度和中東問題。
戰後的工黨政府麵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英國雖然贏得了二戰的勝利，但也付出了極其巨大的代價，英國的戰爭支出超過250億英鎊，使國債陡然增加了兩倍，而納粹德國對英國的轟炸使整個國家的財富損失了約四分之一。而英國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工業生產也大幅度下降，出口貿易嚴重滑坡。這嚴重削弱了英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英國的麻煩還不僅如此，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困擾著工黨政府，那就是平穩完成使印度實現獨立的過渡。
1942年，克裏普斯提出使印度成為自治領地位的提案。於是1946年初，克裏普斯再次訪問印度，想察看一下如何使印度過渡為自治領。與他同去的有兩個內閣成員，一個是丘吉爾在萊斯時的老政敵佩西克·勞倫斯；另一個是他在海軍部時的最早同事a·v·亞曆山大。這三位議員到印度後立刻發現，當時印度次大陸教派衝突的激烈程度有增無減。穆斯林領導人真納堅持實行印巴分治，主張成立新國家巴基斯坦。
協約國軍總司令福煦元帥的專車車廂，車廂內是《貢比涅森林停戰協定》簽字處。鑒於這種情況，1947年2月，艾德禮領導下的工黨內閣決定正視印度社團關於爭權的挑戰，它宣布英國的統治至遲將於1948年6月結束。丘吉爾立刻表示反對，印度社會教派分化如此深刻，丘吉爾擔心英國一旦撤退，多半要發生一場突然的流血衝突，事情後來果真如此。
但是此時英國已經無力維持在印度的統治了，即使是在保守黨內部也有人反對丘吉爾的意見。哈利法克斯勳爵，以前的印度總督，在上院發表講話，提出了一些支持政府計劃的措施。丘吉爾不得不結束他的反對，同時他也為大英帝國的日趨沒落而深感痛心。他建議印度事務應由聯合國決定，因為政府最近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決定是這樣做的，他用這樣一種低沉的調子結束講話：“深感痛心的事，是我看到大英帝國，同它的一切榮光和它對人類做出的所有貢獻，正在稀裏嘩啦地崩塌。我肯定，在我們不久前才獲得勝利的那個時刻，我們是有力量體麵和持久地解決我們所麵臨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