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瘋牛病危機相伴隨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大量的科技風險，比如轉基因食品、克隆技術、幹細胞和基因組研究，以及化學產品風險等越來越多地湧入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中，公眾強烈地感受到這個被社會學家貝克稱為“世界風險社會”帶來的巨大威脅和壓力。這些高度複雜、極富不確定性、具有全球性和結構性的科技風險使任何專家都不能完全準確的認識、預測、計算和控製，且專家之間常常存在的爭論甚至相互矛盾的狀況不斷被暴露到公眾麵前，公眾認識到，不可能有“所有專家中的專家”，麵對風險，科學的局限性和無能為力無法滿足公眾的安全需要使其權威性自然破滅。同時，專家壟斷了風險的解釋、判斷標準和政策決定，剝奪了公眾在公共科學政策上的知情權、選擇權和話語權而要求公眾無條件的信任和接受，這種科學專家統治論模式在治理和控製風險時，較少考慮社會倫理、公眾價值等因素，過多狹窄地依賴科學技術自身，所以，科技政策合法性的前提當然就受到了公眾的質疑。比如在巴西，因戈爾涅事故而使得整個巴西的核能項目遭到質疑。在丹麥，公眾對基因技術持批評和懷疑態度。在意大利，隻有39％的被訪者肯定科學家是生物技術信息最值得信任的來源。在日本，公眾對以轉基因技術為代表的生物技術、克隆技術存在疑慮，甚至出現了越來越頻繁的強烈的反對運動。[5]
5.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危機在新世紀蔓延到全世界
如果說80年代科學家的不端行為還是少量個別現象，那麼90年代至今科學家的徇私舞弊更是大麵積蔓延到世界各國，嚴重損害了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像《自然》和《科學》這樣的嚴肅性學術期刊以及《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大眾媒體都對此進行過大量的報道，引起公眾的廣泛的關注。在德國、法國、加拿大、丹麥、挪威、瑞典和芬蘭的科學家捏造、篡改和剽竊的事例也是數不勝數。同類事情也在亞洲發生了。日本學者山奇茂明在《科學家的不端行為》中披露了日本的情況。在韓國，黃禹錫克隆幹細胞醜聞讓韓國人以及全世界為之嘩然。披露出來的科研不端行為可能隻是露出水麵的冰山一角，而危害性更大的還潛在水下。有人指出1：100：1000的數量估計，即當今世界有一起不端行為得逞會有一百起類似行為逍遙法外，同時還會有一千起程度少輕的不端行為發生。在各種權威機構調查中，在各國科技管理機構的正式報告中，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危機已經躍然紙上成為一致的認同。
從公眾對科學信任危機的曆史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方麵科學和其他事物一樣也有其局限性，因此，科學應該放下“傲慢的態度”接受社會以及公眾的審查與批評。另一方麵，由於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公眾的關心意識覺醒，他們越來越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去質疑科學。今天，科學可以被利益所塑造這一觀念，也成為很多公眾對科學的本能理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對於那種認為存在無偏見科學權威的抽象信仰是一種平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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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國上議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科學與社會[R].張卜天、張東林譯，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11
[5]江洋，劉兵.日本在STS理論背景下公眾理解科學實踐活動的發展[J].科普研究，2007（6）：7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