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大量的令人震驚的科學家的欺騙性案例和掩蓋事實真相的情形被曝光，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使得科學家的形象大打折扣，隨後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波及全球性的核事故進一步讓公眾意識到科學信誓旦旦的承諾保證並不可靠。1981年布裏德和韋德出版了《背叛真理的人們：科學殿堂中的弄虛作假》，在書中，他們不僅指出了曆史上一些大科學家的舞弊事實，而且也披露了像密立根這樣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隱瞞了不夠理想的實驗結果，以及被許多報刊稱作“美國科學界水門事件”的薩默林“老鼠免疫”實驗。緊接著1982年，拉福萊特也出版了《出版物中的盜竊：科學發表物中的欺瞞、剽竊和不端行為》，在該書開頭就說明了這些學術腐敗引起的信任危機：“目前看來，這種社會對科學的危機已經崩潰，人們開始懷疑追求真理的科學，對其原來所擁有的高度信賴性產生了懷疑”。公眾的懷疑不僅指向了科學家個人的道德品質，更是指向了其背後深層次的科學界的運行機製和製度性原因。
1986年4月26日，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第四號機組發生爆炸，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慘重的核災難。這次事故使得以核能為代表的科技風險問題成為社會爭論的主題，公眾對科技進步的樂觀態度徹底粉碎，取而代之的是焦慮、恐懼、批評與懷疑。公眾發現盲目信任科學家對風險預測作出的安全聲明和承諾隻是一種幻想。這種安全隻是可能的安全，而不是絕對真實的安全，兩者之間似乎近在咫尺，實際上卻遠在天涯。作為事故責任者的科學權威們與政治管理機構攜手勾結，隱瞞事實真相，以無法驗證的含糊陳述糊弄社會公眾，把事故發生後的責任完全推卸到操作者身上，竭力掩蓋科學技術的不利因素，漠視受害公眾的利益，這些不負責任的做法從根本上摧毀了科學專家及其管理機構的權威和聲望。從溫茨凱爾、三裏島到切爾諾貝利、博帕爾和賽韋都，這些接二連三發生的頗能說明問題的核事故例證有力的說明了科技專家統治論的信任崩潰。
4.20世紀90年代，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危機達到高潮
可以說，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是個轉折點，此後公眾因科學技術風險問題而使信任危機進一步惡化，它迅速波及到如生物技術等其它領域，並在“瘋牛病”危機中達到高潮。1985年，在英國發現了“瘋牛病”，隨後從1988年開始，英國政府及其科學顧問多次重申牛肉是安全的，瘋牛病不會傳染給人。然而公眾渴望對當時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的狀況能夠得到科學界的預測和評估，但是，科學家卻遲遲做不出精確的分析和判斷。直到1996年，英國政府才根據科學證據被迫承認瘋牛病可由牛體傳染給人體。這個消息對公眾來說無疑讓他們感到迷茫和困惑，進而轉化為煩惱和懷疑。在此期間，有關瘋牛病的任何信息公眾都無法得到，而英國封閉式的政策文化使得這種信息隻能在科學顧問專家內部秘密的討論。顯然，隱瞞事實真相，把公眾排除在外使其蒙在鼓裏的做法實際上就是不信任外行公眾在處理複雜問題上的能力。試想，如果在一開始就承認風險的不確定性，公開信息，透明過程，提醒公眾，那麼就很有可能得到公眾的理解和信任。這場信任危機在4年後英國上議院的《科學與社會》報告揭示出來：“一係列事件動搖了公眾對於政府收到的科學建議的信心，這種信心的動搖在瘋牛病一役的慘敗中達到頂峰。許多人對包括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在內的科學領域所提供的巨大機會深感不安，……而公眾的不安、誤解和偶爾的徹底的敵意又反過來在科學工作者當中製造了濃重的憂慮氣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