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用人是管理者的必修課（二）7
第7章 勵人藝術
這裏所說的"勵"，是指通過種種鞭策、激勵措施，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領導者對人若隻重選拔和使用，而忽視培養和激勵，那還算不上精通用人之道。古人對這個問題的見解主要集中在誠信不疑、厚爵重祿、有職有權、賞罰分明這四個方麵。
(一)誠信不疑
對於屬下，既用之，又疑之，既想利用他的才能，對他又很不放心，這就是古今執政者用人之大忌。用人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綜觀曆史長河，既用之，又疑之的害處是：
第一，令人才寒心，不為所用。歐陽修指出："用人之術，用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他還說："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無論賢或不肖一概懷疑，眾人的積極性從何而來?魏征也指出，對於人才，不僅要委以重任，更重要的是要深信不疑，不然，"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一麵為執政者做事，一麵又受到猜忌，窩窩囊囊，苟苟且且地工作，怎麼能盡心竭力地幹好事業呢?如此"用而不能專，與不用同也。"被猜疑之人忍無可忍，常常會拂袖而去，人才也就失去了。所以，《亢倉子?臣道》指出："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清代王夫之也指出："尊賢而以疑，則賢非其賢；愛眾而以疑，則眾非其眾。"
第二，容易使下屬變得虛偽奸詐。王夫之通過總結曆史經驗，揭示了一條客觀真理，叫做"君愈疑，臣愈詐"既然君主無端懷疑臣屬，那麼臣屬就不會再以真心實意來對待君主，說假話、辦假事，便不足為奇了。這並非他們樂於這樣做，而是君主的不信任臣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一些忠直之臣不忍以詐欺上，便不得不想方設法表明心跡，努力解除君主對自己的疑慮。劉禹錫在《辯跡論》一文中列舉了《史記》中提到的四個這方麵的例子。一是霍去病辭第以見誌。說的是漢代驃騎將軍霍去病辭去宅第，既表示討平匈奴的決心，也表明自己沒有恃功自傲的思想。二是王翦多產以取信。秦代大將軍王翦恭請大王賜賞田宅園地，以此向秦王表明：我雖兵權在握，但我隻醉心於物質財富，絕無政治野心。三是蕭何子質以滅貳。楚漢對峙於滎陽、成皋時，蕭何把能夠作戰的本家子弟全部送往前線，等於給劉邦作人質，以表示自己對劉邦並無二心，並及時調遣關中軍卒馳援，劉邦才放下心來。四是司馬穰苴嬖監以虞謗。齊景公破格啟用司馬穰苴統兵抵抗晉聯軍，司馬穰苴擔心權重招謗，便借口自己位卑，難以統禦全軍，要求派一位受尊崇的朝臣作監軍。這樣既能使君主放心，又能減少群臣對自己的猜忌和謗毀。齊景公遂遣寵臣莊賈為監軍。像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曆史上還有不少。一些有才能的臣子"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於是不得不謀全身之計，以防君主猜忌。那些不諳此道的人就少不了遭到懷疑，甚而蒙受不白之冤。這就使得一些人也逐漸學得狡詐起來。對君主的忠誠當然也就大打折扣了。《子華子?北宮子仕》對此斷言："夫不疑其婦，婦必貞；君不疑其臣，臣必忠。"雖然這並不絕對，卻說明要想使臣子忠誠，就不能隨便懷疑他們。
第三，容易導致事業失敗。《管子?法法》雲："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蘇軾《策略?三》雲："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王夫之雲："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敗。"他們都指出，是否猜疑臣屬，是興邦定國大業能否成功的重要條件。墨子也把"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列為施政"七患"之一。
因此，一些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皆雲：
"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
"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複使小人參之，害霸。"
"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
由此可見，在用人者疑人與被用者被疑這對矛盾中，用人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麵。"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蘇軾說得好："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假若項羽並非疑心重的君主，即使陳平再聰明，再能施反間計，何用?魏征也明確指出，之所以"君臣相疑"，主要皆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所致也。""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他還說："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之所以不信任臣下，是以為臣下無可信之人；倘若臣下都不可信，豈不說明君主亦有可疑之處嗎?倒很有點辯證的味道。晉代傅玄指出，執政者若能以誠信待人，那麼即使是缺乏信用的人也會向往恪守信用；以欺詐猜疑待人，即使是有信用的人也會變得狡詐。即："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
那麼，執政者如何把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則呢?
首先，要慎於取人。經過充分了解，"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所以，"與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
其次，對所用之人要以誠相見。荀子雲："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即使是父子之間亦是"不誠則疏"，何況上下級之間乃至同仁之間?所以他說："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王安石、許衡認為，這是"自然感應"原理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中的反映。"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
現實中常有這種情況，你信任他，他也對你忠心耿耿，但他對於其他的人或事卻時有偽詐。這個問題應如何看待呢?王安石認為，"情有忠偽"的雙重性格，為常人所通有，領導者則應是"信其忠則不疑其偽"，"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偽何害焉?"如不這樣對待，天下值得信任的人也就不多了。
再次，不聽讒言，不為俗議所左右。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都生活在這塵世中間，世俗之眾對所有人皆免不了七嘴八舌，說長道短，為領導者所任用的人自然亦是議論的對象。有的出於妒嫉心理或出於自身利害，散蜚語，布流言，甚而至無中生有，惡意中傷。這時領導者如果頭腦不清醒，就會為俗議和讒言所左右，對所信任的人生疑。這種現象，曆史上很多。所以，古人一直把它作為用人之道的一個重要問題來研究。
《管子?宙合》告誡說："毋聽讒，聽讒則失士。"
《荀子?君道》指出："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
《新論?求輔》指出，對於所求得之人予以充分信任，有三大難處和兩點限製：
"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眾，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幹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踔殊，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眾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為國造事，眾間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得幸之，又複隨眾，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傅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
所以，魏征也指出："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治豈可得乎?"領導者要真正做到與被領導者親密無間，無所猜忌，就必須對世俗偏見、流言蜚語、妒嫉心理等保持高度警惕，不受其影響和左右，這樣，才能對所用之人堅信不移，"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以上下之間的披肝瀝膽，精誠合作來推進事業的發展。
當然，這裏所言用人不疑，是對那些真正的人才、忠臣。而對於那些害國害民的小人、奸臣，不僅應疑之、防之，而且要懲之、除之。
案例賞析：李貴輝："信人，人亦信己"
香港企業家李貴輝是個年輕的創業者，在短短的十多年時間裏他就崛起了。他在海外、香港擁有龐大的企業，眾多的榮譽。
李貴輝以誠待人，對待助手們，他首先是信任，其次是依靠。對企業管理，他以指導性計劃為主，實行宏觀調控。自己負責創造經營的大環境，對重大問題指點迷津，具體的經營管理，則充分交由下屬承擔，下屬們能放開手腳，幹勁倍增。
李貴輝十分體貼愛護員工，他曾訂下這樣的規定：職工一律隻取50%的工資，餘下的50%由公司負責寄往職工家中，這條措施的確定意在防止有些員工胡亂花錢，影響家庭生活。如此周到的考慮，充滿愛意的規定，受到了員工與家庭的歡迎。李貴輝體貼愛護員工的事情做得太多太多了。一次，他在內地雇用的一個工人的母親病重住院，他知道後立即給所在醫院的院長掛了長途電話，要求千方百計組織力量搶救。李貴輝就是這樣從生活上、經濟上關心體貼員工，使員工們工作起來盡心盡責，任勞任怨，從而為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李貴輝關心愛護員工，員工們也很尊重他，支持他，竭力維護李氏企業的聲譽，如兩個"嘉麗"公司先後招收了1000多名梅縣子弟。他們進公司後，發揮了"過江龍"的精神，在各省市承包了不少工程，一年盈利數百萬人民幣。由於有信譽，工程不轉包，不取巧，保質保期，設計、施工都由自己幹，不假手他人，因此獲得了一致的信任。而員工們則是紀律嚴明，工作作風嚴謹，不聚賭，不鬧事，甚至不逛夜街，人稱"客家大軍"。李貴輝得到了最好的回報。對待朋友，也是以誠相待。李貴輝的朋友很多，這些朋友在事業上給了他很大的支持。他奉信："信人，人亦信己。"他的從商之道，其首要原則是忠於朋友，所以，朋友們對他的支持也很多。他在梅州市籌建工業城時，海外幾十家廠商前來投資，為什麼呢?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都是李貴輝的老朋友，忠實的貿易夥伴。
(二)厚爵重祿
讀過《史記?孟嚐君列傳》的人，都熟悉"馮彈鋏"的故事。馮是孟嚐君門下的食客，他自負很有才能，感到孟嚐君給他的待遇過低，便三次彈劍而歌，發泄忿懣與不平，並不斷提出生活上的要求，第一次要魚，第二次要車，第三次要人照料家中生活。這些要求被一一滿足後，他為孟嚐君的仕途榮辱盡心竭力，為其買來了"恩義"準備了"三窟"，使孟嚐君任齊相幾十年，沒有遭受大的挫折。
在有些人看來，馮仗著自己有才能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鬧名譽、鬧地位、鬧待遇，思想境界似乎不夠高尚，但孟嚐君、齊桓公卻並不以為然。翻遍古籍，也未見政治家、思想家對他們要待遇有何微詞，恰恰相反，他們都認為給予人才以豐厚的待遇是理所當然。綜合他們的觀點，主要理由有四：
其一：人才水平高，貢獻大，生活待遇應與之相稱，無可非議。我國最早的政事史料彙編《尚書》中就有"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的記載，可見早在周文王時期，官員的俸祿就很優厚。《管子?明法解》主張依官職高低定爵祿厚薄："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在朝政清明用人路線正確的狀況下，任高官者多屬才能大的人，貢獻也就大。所以"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乃合情合理。《韓非子?八奸》也認為理應如此："賢才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宋代蘇洵《嘉集?論衡》也主張，對於有才能的官員，理當"尊其爵，厚其祿。"《資治通鑒?周紀二》中有一段話實際上闡明了高待遇是對人才價值的承認和對所作貢獻的回報：
"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
他們對國家有如此廣泛而巨大的貢獻，厚待他一個人，對社會千萬人有益，這難道不是既合理又合算嗎?
唐代大思想家韓愈在著名的《馬說》一文中，不僅批評了不善識馬，不會用馬的人，而且為千裏馬"食之不能盡其材"而鳴不平：
"馬之千裏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裏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裏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裏也?"
千裏馬日行千裏，本事大，消耗也大，吃得當然也多。不讓它吃飽，卻又讓它來快跑，這樣做既不可能，也不公平。以此來比喻人才的待遇真是既通俗又雄辯。
其二，豐厚的物質待遇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條件。有才能的人對執政者的要求，除了希望提供充分施展才幹的廣闊天地外，再就是希望能得到與才幹相稱的待遇，因此無可厚非。滿足他們在爵祿上的要求，人才就會源源而來。墨子即持對人才"高予之爵，重予之祿"的觀點，認為隻有對他們"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春秋時期名臣寧戚對齊桓公也進言："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
其三，待士薄，卻欲使其盡心竭力，似不可能。待遇是啟動人才積極性的有力杠杆。古兵書《黃石公三略?上略》指出："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墨子?尚賢中》認為："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唐代李筌在《太白陰經?子卒》中也指出："人所以守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於人者厚也。上施厚，則下報之亦厚。"這可以說是一條規律吧。違背這條規律，卻又想治國平天下，那是辦不到的。韓信在向劉邦陳述奪取天下的見解時，指出項羽必敗的幾個根據，其中一條就是："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說的是項羽待人恭敬，愛兵如子，但是當有人立了功，應當封賞爵位時，卻把刻好的印信攥在手裏，擺弄得磨去了棱角還舍不得授人。這就叫"婦人之仁"。
其四，厚祿利於養廉。《後漢書?仲長統傳》指出："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因為"俸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認為給予官中優厚的俸祿，有利於杜絕敲詐勒索、貪汙受賄和官員經商等不廉潔行為。王安石也主張對官員"饒之以財"，以減少貪鄙行為的產生。他實施變法後，各級官吏的俸祿和其他待遇都有顯著提高。關於這一點，本書《廉政論》一章亦有介紹在此不再贅述。
通過以上分析，對給人才以豐厚的物質待遇這一點恐無多少異議。但是，是否對所有的人才都采取事先許以高爵厚祿這一種辦法呢?宋代思想家蘇洵在《禦將》一文中說："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製禦之術以稱其誌。""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為什麼呢?蘇洵認為，大才猶如千裏馬，無論其是否跑路，都應"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裏。"不然，"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之千裏，不可得也。"漢高祖劉邦對大將韓信、黥布、彭越就是先許以高官厚祿："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尚無政績何以封王賜爵?隻為"高帝知三人者之誌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誌不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