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公司采用的賞罰分明，科學獎勵的手段，有效地調動了廣大員工的積極性，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二)獎賞務速
古代的"天下感應"說認為，春夏是天有意長育萬物的季節，秋冬是天有意懲罰萬物的季節，人類的賞罰也必須順應天時，因此規定"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柳宗元則認為，不能按照天時來行事，賞罰必須及時才能取得勸勉與警戒的良好效果。因此，在其《斷刑論》中寫下了"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的警言。
柳宗元的"賞罰務速"的觀點是極其合理的。因為，第一，及時賞罰，可以及時慰勉。"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但是，如果賞罰不速，久拖不決，則眾必生疑，雖"懸爵於朝"而無人奮進；雖"懸刑於市"而無人懼畏。即使有奮進者也因不能及時得到獎賞而氣餒，即使有犯罪者也因不能及時得到刑罰而僥幸，如此賞罰已失去慰勉激勵、"殺一儆百"的意義了。第二，及時賞罰，可以及時倡、禁。賞罰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引導人們的行為方向，即通過賞罰向人們展示倡導什麼、禁止什麼。賞罰如能及時，必能收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必能通過賞一而倡眾，罰一而禁百。但是，如果賞罰不及時，也必然使眾人疑其所倡，疑其所罪，即懷疑某種行為是否正確，是否有功?是否錯誤，是否有罪?結果必使人們無所適從，手足無措。第三，及時處罰，可以避免錯誤向嚴重程度發展。任何事物都有其發展的過程。錯誤和犯罪也是一樣，小錯(罪)有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大錯(罪)有一個從小到大的過程。在其發展過程中，必有其暴露的跡象，至少有蛛絲馬跡可尋。如能教育於初始，必無錯誤發生；如果處罰於小錯(罪)，也必無大錯(罪)造成。但是，若要教育於初始，處罰於小錯(罪)，必得及時才成。如果發現其錯(罪)而拖延日久，在拖延期間，必使其錯(罪)發展致大。這既不利於對其教育，也是對其不負責任的表現。第四，及時獎賞，可以避其異化。真理向前多邁出一步，常常就能變成謬誤。追擊殘敵是好的，但是如果追進了敵人的"口袋"(埋伏)就適得其反了。同理，對事業的進取有功，但是就一具體事物來說，進取也有界，如果超越了客觀可能的界限，超越了有關事業全局的要求，就很有可能前功盡棄，使事物向反麵發展，使功勳異化，而要防止異化，就必須獎賞及時，因為獎賞不僅是一種激勵的方式，也是一種組織指揮的形式，在對其成績肯定的同時，在一般情況下，也必然伴有對其行為方向的指令和調整。如果獎賞不及時，不事者因得不到及時激勵，該進者不進；或者當事者得不到及時指令，該止者不止，都必然使順利發展的事物向其反麵轉化，使成績變為敗績，使發展變為倒退。可見，及時之於獎罰是何等地重要。
案例賞析：高祖及時論功賞臣
高祖要開慶功大會封賞功臣了，文武百官興奮異常。特別是那些馳騁疆場的武將們，早就對此事議論紛紛，在下邊一直嘀嘀咕咕地為爭功吵鬧不休，為此而吵架鬥毆的事也時有發生。有一次，高祖在長樂宮的複道上眺望，看見一些武將聚集在遠處的曠野裏交頭接耳，揮動手臂比劃著，好像正在商量什麼重大事情。高祖思索許久，總想不明白是何意思。於是便問張良。張良知道這是眾將又在議論封賞問題。他想，高祖遲遲不封賞，說不定會激成事變呢。於是回答說："他們是在謀反啊!"高祖一聽，嚇了一跳，說："他們為啥要謀反呢?"張良解釋道："陛下起自布衣，依靠這些武將們奪得天下。可陛下當上漢家天子後，久不封賞。那些同陛下有私怨的人，他們擔心現在未得受封，將來恐怕受到誅殺，彼此患得患失，所以要相聚謀反了。"高祖這下發愁了，他苦著臉問道："咋辦呢?"張良想了想問道："群臣都知道的，陛下平生最憎惡的人是誰?"高祖說："雍齒。此人最可憎。我起兵時，曾叫他留守豐邑，他卻無故降魏，後又降趙。趙相張耳派他助我攻楚，當時我急需用人，也就收留了他。楚平後，又不便無故殺他，所以強忍至今。這小子可惡極了。"張良說："陛下就趕快封他為侯吧。隻有這樣才能平息他們的謀叛之心。"高祖心裏很不願意封雍齒，但他對張良的話從來都是照辦不疑。於是第二天便在宮中置酒大宴群臣，當麵嘉獎眾將領，並封雍齒為什方侯。雍齒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叩頭致謝。會後，還未受封的將士們都高興地說："雍齒都能封侯，我們這些不愁不受封了。"
這件事後，高祖才抓緊了對文武眾將進行封賞的工作。第一次一共封了20多人為侯，其中蕭何的封邑最多。戰將們不禁大嘩起來。他們總覺得蕭何再能幹，但從來沒有親自參加過戰爭，在後方沒有任何生命危險，怎麼既封侯，位居第一，而且食邑最多呢?便質問高祖："臣等追隨陛下，披堅執銳親赴戰場，身經百戰，出生入死才換得受恩封賞，蕭何他安居關中，隻是舞文弄墨而已，沒有征戰之苦，也無汗馬之勞。憑啥他的賞賜最豐厚，且位居第一呢?請陛下明示!"
高祖笑笑說："諸位懂畋獵嗎?打獵時，追殺野物的是獵狗，但操縱、指揮靠的卻是獵人。諸位攻城略地，其功勞不過同獵狗一般。而蕭何發縱指示，卻是有功之獵人!你們想想，朕與項氏相爭共經曆5年，多次被項氏打敗處於困厄之中，每次都虧得蕭何從關中及時派送兵源充實我的部卒，輸送糧草接濟困難，使朕轉危為安；甚至還把他的親族子弟幾十人送到朕的部下服役。這樣的功勞誰能相比!倘若沒有蕭何，朕拿什麼與楚作戰，又怎能奪得天下?蕭何第一功，得厚賞，當之無愧。諸君不要多說了!"功臣們聽高祖如此說，隻好閉口不再言語。
(三)賞罰據實
古人言："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既然，"賞罰不可輕行"，必當慎重從事，而其慎重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賞罰據實"，亦即"賞當其勞""罰當其罪"。隻有據實，才能決定是否賞罰，才能決定賞罰之輕重，才能服人、服眾。而要"據實"，必須注意：
1.賞罰根據的惟一性
行賞的惟一根據是功，行罰的惟一根據是罪。除此以外，沒有任何理由和條件可以充作賞罰的根據，這就是賞罰根據的惟一性。韓非說："計功而行賞"、"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賞既不可以"恩進"，也不可"巧賜"；罰既不可"由怒"，也不可"禍連"。明代張居正也曾建議皇帝："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目頻笑之微，敝之賤，亦勿輕予"。進一步強調了賞罰根據的惟一性，這就是是否"有功於國家"。
中國曆來明智的君臣皆以功罪之實為據，慎重封賞處罰，而且惟此為據，決無其他。
2.錯失未著，不可加究
以事實為據，是指以"既成事實"為據，而不是以"推斷事實"為據，因此，在事實尚未形成之前，決不可以此為據，盲目賞罰。因為，事物發展千變萬化，"似乎如此"卻不一定符實。否則，容易造成"推斷錯誤"，容易造成"冤假錯案"，容易為"小人"乘隙，容易傷害忠直之士，容易激起眾心不服。三國時，"腦後長有反骨"的魏延，諸葛亮雖知其"胸懷反心"，予以"內控"，但惜其作戰英勇，在其反形未著時仍予以適當任用。直到諸葛亮臨終前，知魏在其死後可能謀反，才設計除之。而且，所設之計，也是在魏謀反大暴露之後才予以誅殺。說明諸葛亮對人的處罰，是把"錯失未著，不可加究"作為一項重要的原則貫徹於始終的。
3."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賞罰既然以事實為據，那麼，就必須對"事實"實施考察。因為，"舉善不以，拾過不以冥冥"。如果"功錯"含糊不清，即使是以事實為據，也為徒然，而且，"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尤其是對那些握有重權者，小有名氣者，哄抬吹捧，在所難免；毀譽交加，是為常事。如不加慎重考察，往往上當受騙。所以，宋代蘇洵說："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明確強調，要把考察規定為對官吏監督的必要步驟，並把考察規定為賞罰的必要條件。
由於重視了對事實的考察，所以古代許多高明的君臣能夠做到對部屬了如指掌，並據此而施賞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對臣僚的賞罰曆來以事實為依據，並能做到對臣僚的功過了如指掌。例如一次，他對一批官僚評價說："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宮之宮，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項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中(第)；安樂王詮可為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為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為下下。免中庶子，免爵而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閭賢保可為下下，退為武騎常侍。"足見其對臣屬之詳察。
4.對事實予以公正評價
對事實考察了解以後，還有一個公正評價的問題。因為，對許多事實的評價，常受人的認識所左右，同樣一件事，可認定其功(錯)大，也可認定其功(錯)小；可認定其有功(錯)，也可認定其無功(錯)。有的認定甚至相反，把有功(錯)認定為無功(錯)；或把無功(錯)認定為有功(錯)。而且，這種認識和評價還常受人的情感好惡所左右。所以，公正評價事實，也是賞罰分明的重要一環，是賞罰據實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