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底，史玉柱剛入網遊行業時，業內人士覺得這個做保健品的來做網遊太不靠譜，人又過於張揚，失敗已成必然。然而到2006年年底，《征途》月贏利達到850萬美元，同時在線人數超過100萬，僅次於網易。一方麵痛罵《征途》，另一方麵又認真學習《征途》的賺錢術，已經成為中國網遊業人士最熱衷的兩件事。 2007年12月29日，史玉柱在推出第二款自主研發的網絡遊戲《巨人》時聲稱，要把《巨人》打造成一款“美女玩家”最多的網絡遊戲，前期宣傳中，甚至放話“隻要確認她是一位美女玩家，就給她6000元的充值”。從《征途》開始，史玉柱就充分發揮網遊中“美女”的作用。
其實，史玉柱在《征途》中就用過“美女”戰略。在中國網絡遊戲玩家心目中，《征途》遊戲中“美女雲集”，就連未接觸過《征途》遊戲的玩家，也會用“聽說裏麵有很多美女”來形容這一款遊戲。
“有美女的地方就有人氣，人氣則意味著生意”，這條商業準則給了史玉柱靈感。“男玩家特別喜歡給女玩家埋單，這個比例很大。”史玉柱說。有了這樣的“美女”策略，《巨人》“平均消費水平最低的遊戲”的口號，恐怕要被出手大方的男玩家顛覆。
艾瑞2007年網絡遊戲用戶行為調研顯示，隻有37%的女性玩家在參加了遊戲中的玩家社團後對遊戲的觀感會受到其他玩家的影響。相對於男性玩家，女玩家的遊戲行為更鬆散，更缺乏歸屬感，也更容易流失。網遊公司采取的補救措施不外乎扮“可愛”、養“寵物”、換“衣服”這三招。
《巨人》則獨辟蹊徑，不僅給美女玩家開年薪，還推出女性角色特有的職業：特務、馴獸師和舞娘，並針對女性角色設計了特有技能，“美女玩家”不再隻是“花瓶”，她們已成為團隊中不可缺少的一員。
早在腦白金推出時，史玉柱已經用過這一策略。“腦白金裏有金磚”的廣告吸引了很多想要金磚的老年人，甚至還有人專門買了腦白金去尋找金磚，沒找到金磚就到法院告史玉柱。此事一度“炒”翻了天，腦白金幾乎家喻戶曉。
拓展分析
從某種角度說，史玉柱永遠隻會做暴利生意，因為他所有的財富創造機會，都來源於人性的弱點，他每做一行都把自己置於消費者的位置，消費者需要什麼他就提供什麼。
“《征途》裏的有錢人很多，有不少是老板，平時很忙，他們花多少錢無所謂，就是享受這種‘號令四方、一呼百應’的感覺。在社會上，他能指揮幾個人？在遊戲裏，上萬人都得聽他的。”這就是人性，虛榮心一上來，就會不管不顧。“物質上壓迫你，精神上刺激你，給你虛幻的名利。”這樣的誘惑，無論富人還是窮人，都沒有免疫力。
哲學家伽達默爾說過：“遊戲的世界構成了一個獨立的、超凡脫俗的世界，一旦進入這個世界，就會忘卻世俗的煩惱，享受一種了無掛礙的生活，遊戲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征途》的遊戲世界裏不是這樣的，它有著和現實一樣的名利爭鬥，這一切反而更能吸引大家趨之若鶩。
史玉柱針對玩家人性弱點有的放矢的創新能力，將《征途》帶上了穩定發展的征途。就如行業資深人士針對《征途》說的：“不管別人怎麼說，隻要對的就堅持，隻要有利於玩家的就嚐試，隻要對行業發展有促進的就探索，這才是硬道理。與其說史玉柱對‘網遊’深入研究，不如說他對人性把握很準。”史玉柱的《征途》能為他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就在於他將人性弱點成功轉化為財富。無論哪一種行業，隻要人性的弱點被充分開掘出來，經常就是一種生意的開始。
第五章 企業不贏利是最大的不道德
商業是什麼？商業的本質就是在法律法規許可的範圍內獲取最大利益，我是一個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會的前提下為企業賺取更多的利潤。賺錢又宣揚道德的，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企業的目標是贏利，企業不贏利是最大的不道德。當年巨人集團垮掉的時候，是社會，是員工，是投資者在承擔企業失敗的惡果。所以，我反思，自己今後運營企業，一定要遵紀守法，一定要規範，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做大家認可的東西。
——摘自《史玉柱：2002年回應<南方周末>記者對團隊不離不棄的看法》
背景分析
對於企業家的贏利和商業道德的關係，也就是企業家利潤和責任之間的問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有過精彩的講述，他認為：
“一方麵，在一個健全的市場製度下，企業追求利潤、為客戶創造價值以及承擔社會責任之間，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利潤是社會考核企業，或者說考核企業家是否真正盡到責任的最重要指標。沒有這個指標，我們沒有辦法判斷企業行為是損害還是幫助了社會。
“另一方麵，在一個製度缺陷比較嚴重的社會中，利潤可能不是考核企業行為的最佳指標。這時候我們應該想辦法，使這個製度變好，使利潤能夠真正反映企業和企業家對社會的貢獻，而不是拋開對社會製度的變革，用說教的方式解決這個矛盾。”
史玉柱辦企業搞投資獲得這麼多的利潤，也希望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企業家。做腦白金，“今年過節不收禮，收禮隻收腦白金”這句廣告詞被許多人評為最爛廣告語。特別是在史玉柱做網遊之後，人們認為網絡遊戲毒害下一代，他更是遭到許多人炮轟，甚至被認為沒有商業道德。頂著人們對網絡遊戲批評的巨大壓力，史玉柱依然堅持認為遊戲本身就是用來娛樂的，而並非是為了教育，他說道：“我看有些人士在網上評論《征途》收費模式這個事情，完全不就事論事，盡是扣一些大帽子，什麼‘貧富分化影響玩家和諧’、‘收費製度加大玩家負擔’，還有人甚至說我們的網絡遊戲教育意義不大，對社會進步起不到什麼好的作用。我真的是很納悶：網絡遊戲本來就是一個娛樂行業，大家在裏麵玩得開心就行，加入那麼多教育內容那還是娛樂行業嗎？那應該是教育行業做的事情。當然現在也有些教育類的網遊，對青少年進行思想教育，但《征途》當初定位就是一款純娛樂的產品，與教育八竿子打不著。”
這樣的回答，顯然引起了許多媒體的炮轟，隨後相繼爆出許多不利的評價。對此，史玉柱似乎看得很平淡：
“我以前也挺在乎別人對我的評價，摔過一次跤以後，我開始對外麵的評價不在意了。以前別人怎麼看我、別人怎麼看巨人，好像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現在我覺得不是很重要了。媒體包括寫書的作者他並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我不是太在乎他們怎麼說。另外，在1997年我最困難的時候，罵我的人比現在多很多，那樣罵過來一輪之後，我對這個的抵抗力就很強了。
“輿論上的一些東西對我幫助不大，威脅也不大。最近幾年，我做事做得很少，你想抓我的把柄也不容易抓到。民營企業出事的那幾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做事做得多，產業多，一個產業的項目多，我不一樣，很單純。”
同樣是互聯網行業，同樣是知名企業家，馬雲卻堅決表示不做網遊，認為那是於民於己都不利的事情，他一直被認為是注重社會責任感的代表。相較而言，有人認為史玉柱是個逐利性比較強的企業家，對他的行為表示質疑。史玉柱表達了自己對處理商人逐利和社會責任的關係的觀點，他說：
“我認為自己和馬雲沒有任何區別，都是一樣的。從公平角度，如果你把他劃入好的一類，那麼我也應該被劃進去。如果你把他往壞的一類劃，也應該把我劃過去。另外，關於社會責任和商人逐利，我覺得做企業，追求利潤是第一位的。你不賺錢就是在危害社會，對這個我深有體會。
“我的企業1996年、1997年虧錢，給社會造成了很大危害。當時除了銀行沒被我拉進來，其他的都被我拉進來了。我的損失轉嫁給了老百姓，轉嫁給了稅務局。企業虧損會轉嫁給社會，社會在擔這個負責。所以，我覺得，企業不贏利就是在危害社會，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另外一點，我覺得在運營企業時，第一不能違法，第二要盡量做大家認可的東西。我現在就經常跟我的團隊說，要做一些有益的東西。比如我的知識問答題庫，把遊戲往健康的方向引。”
對於史玉柱的回答，人們似乎並不滿意。在《征途》遊戲出來之後，負麵新聞紛至遝來，人們最大的指責是《征途》打著免費的幌子推出一些涉嫌賭博的遊戲內容。對此史玉柱表示：
“我建議持有這種觀點的人重新去讀讀中國的法律。在相關法律條款上，賭博需要具備四個要點：第一是以贏取他人財物為目的；第二是賭資必須是金錢或金錢等價物；第三是贏取的必須是金錢或者金錢等價物；第四是金額數量較大。隻有同時具備了這四個特征，才能算是賭博，請注意，是同時具備。而《征途》完全不具備任何一個特征，怎麼可能涉嫌賭博。
“中國這麼多公司通過網絡遊戲賺錢，而且這些遊戲的收費比我們高得多，為什麼都把矛頭對準《征途》，好像我們招惹了全世界人民似的。”
在史玉柱看來，過高的道德期許，將贏利弱化的做好，本身就是對企業評價的不道德。同企業失敗的社會後果相比，遊戲產業可能存在妖魔化的輿論傾向。但這並非史玉柱本身所能接受。
拓展分析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理事李直認為，史玉柱是個工作狂，也是個思考狂，但是很奇怪，他過於追求商業模式，很難看出他的商業理想，更像是個賺錢機器。
不過，真實的史玉柱仍然是流淌著道德的血液的。隻不過，有思想並善於表達的企業家可以稱為企業思想家，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有柳傳誌、任正非、馬雲、任誌強、李東生等。相對而言，史玉柱並不是很善於表達的人。
史玉柱在多個場合說話用“我們知識分子”來開頭。有人用“生意人”給他定位，他很不願意接受，他的理由是“知識分子是褒義詞，生意人是貶義詞”。他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的最大標誌是學曆，他讀過本科，也讀過研究生。1993年6月，珠海市召開的第二屆科技進步特殊貢獻重獎大會上，史玉柱是特等獎的首席獲獎者，成為珠海第二批重獎的知識分子。
不過，他的本質身份是商人，他的所有光環都是作為商人而獲得的。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企業家如同浮雲一般，各領風騷三兩年，很多企業家或是倒下，或是銷聲匿跡，或是賺了錢收山。相比之下，史玉柱過山車般地崛起、倒下、再崛起，成為中國企業界的傳奇。
“現在，我已經沒有什麼遠大的理想，也不是想要賺多少錢。尤其是這次地震，我感覺一個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一個企業也像一個人一樣，它能安安穩穩地發展，別出什麼事，就是最大的幸福。現在，我絕對不會像過去那樣追求高速增長。一個企業負債率不高，員工的收入也很多，大家的生活又很安定，工作積極性也還在，我覺得這就是一種非常好的局麵。”
少了許多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注重精神追求和人文關懷，這樣的史玉柱看起來越來越“像”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