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實現雖然在原則上講是容易的，但實際上發生的機率卻很小。對於這一點，在各種水平的論述中提出了許許多多的理由，包括我們熟知的一切精神病理學的因子在內。我們已經提到過一個主要的文化上的原因，即確信人的內部本性是邪惡的或危險的，認為它是一個難於達到成熟自我的生物學上的決定因素，也就是確信人類不再具有能明確告訴他們幹什麼，以及何時、何地和怎樣行動那樣的強烈本能。
在以下兩種看法之間，有一種微妙的但極其重要的區別：一種看法認為，精神病是對於自我實現成長的阻礙、回避或畏懼；另一種是按照醫學方式看精神病，認為它好象腫瘤、毒物或細菌從外部的侵襲。對於我們的理論目標來說，人的削弱(人的潛能和智能的喪失)是比“疾病”更為有效的概念。
除了報償和愉快，成長也會經常伴隨著許多內在的痛苦。每前進一步，都是踏進陌生的而且可能是危險的領域。成長也意味著放棄某種熟悉的、良好的和令人滿意的東西。它經常意味著支離破碎，甚至有點輪回之前死亡的意思，帶來的後果是懷舊、畏懼、孤獨和哀痛。
成長也經常意味著放棄比較單純、容易和輕鬆的生活，代之以更需要的、更負責的但更困難的生活。前進的成長是不顧這些損失的，因此它需要個人的勇氣、意誌、抉擇和力量，也需要來自環境的保護、同意和鼓勵，尤其對兒童來說是如此。
所以成長或缺乏有必要看作兩種力量之間的辯證組合，即促進成長和阻礙成長(倒退、畏懼、成長的痛苦、無知等)。成長和缺乏成長都有不利和有利兩個方麵。未來在前麵牽引，但是過去同樣在後麵拖拉。不僅有勇氣，而且也有畏懼。完全理想的健康成長的道路，在原則上是增加有利於向前成長的一切條件，以及縮減不利於向前成長的一切條件。
體內平衡的傾向，“需要還原的”傾向，以及弗洛伊德的防禦機製，都不是成長傾向，而通常是有機體的防禦的、減少痛苦的姿態。但是，這些傾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永遠不是病理學的。這些傾向通常比成長傾向占有優勢。
有一個自然主義的價值體係暗含在這一切之中，這種副產品表現為依據經驗描述人類和個體最深刻的傾向。通過科學或自我觀察研究人，可以發現他正向什麼方向發展，他生活的目的是什麼，對他來說什麼是好的和什麼是壞的，以及什麼會使他覺得善良和什麼將使他感到羞愧，為什麼選擇善行對他來說通常是困難的，以及邪惡的誘惑又是什麼等等。注意，“應該”這個詞沒有使用的必要。同樣，關於人的知識對人來說隻是相對的，並沒有“絕對”的意義。
切勿喪失主觀意誌
神經病是內部核心被否定的表現，而並非內部核心的一部分，是在畏懼的掩蓋下對內部核心的一種防禦、一種逃避。神經病通常是以隱蔽、偽裝或自我挫折方式尋求基本需要滿足的努力為一方，和對這些需要、滿足及有動機行為的畏懼為另一方之間的折衷產物。神經病的需要、情緒、態度、行動的表現，完全不是內部核心和真實自我的表現。如果施虐者、剝削者或性反常者說：“為什麼我不該表現我自己呢？”例如殺人，或者說：“為什麼我不應該實現我自己呢？”對他的回答就是，這樣的表現是錯誤的而不是表現似本能的傾向或內部核心。
對個人而言，任何一種神經病化的需要、情緒或行動都是智能的喪失。他不用陰謀詭計的或不符合規範的方式，就不能做或不敢做某事。另外，通常他已經喪失了他的主觀幸福，他的意誌，他的自我控製感，他的愉快能力，他的自我尊重，等等。他的人性已經被削弱了。
我們已經知道，精神病的原因是沒有價值體係的狀態。人為了生活和理解，需要價值結構、人生哲學、宗教或宗教代替物，與需要陽光、鈣或愛在意義上大致類似。這些我叫做“理解的認知需要”。那些由於沒有價值而引起的價值病，可以分別地稱為缺樂症、無目的症頹廢)、冷漠、不道德、絕望、玩世不恭等，這些價值病也可能變成肉體上的疾病。在價值的間歇期中，所有由外部提供的價值體係已證明是無效了(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等)，例如，沒有能為之獻身的任何東西。所需要的但沒有得到的東西，他就會堅持不懈地尋求它，而且他已經變成一個危險人物，隨時會撲向任何期望得到的東西，不論好的或壞的。對這種疾病顯然需要一種療法。我們需要一種有效的、有益的人類價值體係，這種體係是我們可以信仰的，並能夠為它而獻身(願意為它去死)，這是由於它是真理，而不是因為我們被告之對它要“信仰和有誠意”。在理論上講，這種以經驗為基礎的世界觀有實際可行性。
可以這樣理解，由於成人價值觀念的不確定造成了兒童和青少年中的許多的障礙。作為一種後果，許多年輕人不是靠成人的價值觀念生活，而是靠青少年的價值觀念生活。這種價值觀念當然是不成熟的、愚昧的，而且大量是被青少年混亂的需要決定的。這些青少年價值一個極好的投射(具體化)是牛仔、“西部”電影迷，或青少年犯罪團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