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這種認識和行動之間的密切關係，有助於我們把認識畏懼的原因解釋為對行動的深刻畏懼，對來自認識的結果的畏懼，對行動的危險責任的畏懼。不去認識通常是比較有利的，因為如果你產生了認識，那麼你就會不得不行動，行動就會給你招來麻煩。這一點其實很好理解，正如一個人所說：“我是多麼慶幸我並不喜歡牡蠣，因為如果我喜歡牡蠣，那麼我就會吃它們，但其實我恨這該死的東西。”
住在靠近達豪集中營的德國人，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變成盲目的假愚笨的，這反而是比較保險的。因為，如果他們了解了發生的事情，那麼，他們或者會不得不對此做出某種行動，或者他們就會對成為懦夫而感到內疚。
兒童也能夠施展同樣的謀略，否認和拒絕了解對任何人都是很清楚的事情：父親是一個可悲的軟弱者，母親並不真正愛他等。因為這種知識會要求去做不可能做的事，還是不知道比較好。
總之焦慮和認識顯然駁斥了許多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長久以來所持有的極端主張：所有的認知需要全都是由焦慮誘發的；而且隻是縮減焦慮的努力。多年來，這種主張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的動物和兒童實驗駁斥了這種理論的純粹形態。這些實驗都表明：一般說來，焦慮扼殺好奇和探究；焦慮和認知是互不相容的，特別是在極端焦慮的時候。
有一本書很好地概括了這種情況：
信念體係的美妙之處看來是因為它的構成能夠同時為兩個主人服務：根據可能的程度去理解世界，以及按著必要的程度去防禦它。有的人認為，人們有選擇地歪曲他們的認知功能，因此，人們將會看到他們想看的東西，記住他們想記的東西，思考他們想思考的東西。我們不能對這種觀點持讚成態度，相反，我們持這種觀點，人們隻會在他們不得不那樣做時才會那樣做，不然就不會那樣做。因為我們全都是被這種時強時弱的願望激發的，即要按照現實的實際情況去理解現實，即使它是傷害性的。
很顯然，如果我們對認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話，那麼它必定是同認知畏懼，同焦慮，同要求安全和可靠有密切關係。我們牢牢依附在前進和倒退的辯證關係上，這種關係是同時存在的畏懼和勇敢之間的鬥爭。所有增加畏懼的心理和社會因素，都將削弱我們的認知衝動；所有容許勇敢、自由和大膽的因素，都必然會解放我們的認知需要。
抵製保守習慣的侵襲
當麵臨某一問題時，往往有一種傾向於套用早期成功辦法的習慣。這意味著：必須把眼下的問題置入某一問題範疇中去；必須選擇那些對於這一特殊範疇的問題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因此，這裏就必然要牽涉到歸類亦即標簽化。
同樣適用於標簽化注意、感知、思維、表達等等現象的最恰當的描述就是習慣現象，即：一切標簽化結果都是“要把世界凍結起來”。因此，理智在一個特定的情景裏總是本能地選擇那些已知的和相似的東西，它把這些東西找尋出來，以便能夠應用它那“同類相生”的原則。常識之所以能夠預見未來，原因正在於此。科學把這種能力推到一個可能達到的最高的精確程度，但並未改變這種能力的基本性質，像普通知識一樣，科學隻關心重複這一方麵。雖然某一事物整體都是新的，但科學總是設法將它分析為差不多是對過去的複製的一些因素或方麵。科學隻能處理那些假定會重複的東西。在這裏應該再一次指出，現在已經開始出現另一種科學哲學了，另一種關於知識和認知的觀念，這種觀念既包含原子論的東西，又包含整體論的東西；既包含重複的東西，又包含獨一無二的東西；既包含機械的東西，又包含人類和個人的東西；既包含穩定的東西，又包含變化的東西；既包含實證主義的東西，又包含超驗的東西。但實際上，世界在不停地變化，宇宙萬物都處在一個發展過程之中。
從理論上講，世界上沒有靜止不動的(雖然為了某些具體的目的，許多東西可定為是靜止不動的)。
如果我們必須十分嚴肅地看待理論的話，那麼，每一經驗、每一事件、每一行為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不管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有別於以前曾經發生過的或者將來還要發生的所有其他的經驗、行為，等等。沒有任何兩樣東西是相同的，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保持不變的。如果你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那麼當你做事情時當一些東西看成好象是相同的，好象是保持不變的——即根據習慣來做事，那麼這就是完全可以的了。之所以能夠這樣做，這是因為一個差別之所以成其為差別，就在於它具有某種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但有些差別有時卻是無所謂的。隻要你認識到差別畢竟總是存在的，而且你必須判斷它們是否具有某種重要性，那麼你就要盡可能去利用習慣了，因為你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把它撇在一邊。沒有任何習慣是簡單的。對於那些不是不顧環境一味依賴習慣行事的人來說，習慣是有用的；但對那些不太有見識的人來說，習慣則會導致無能、愚蠢和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