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病態是對這種罪惡行徑沒有提出抗議。大多數人在受到這種壓製對待時並不表示反抗，他們接受它並在以後的歲月中為此付出如此代價：產生各式各樣的神經病和精神病。也許在一些案例中，他們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是有病的，沒有意識到他們並未達到真正的幸福和真正實現了擁有一種豐富的感情生活和安詳而充實的晚年；他們也沒有意識到他們並未理解創造性和美的反應，更沒有體會到得到令人激動的生活是多麼的奇妙。
在這裏，我們也必須正視合乎需要的悲傷和痛苦的問題以及它們的必要性。在完全沒有悲傷和痛苦、完全沒有不幸和混亂的情況下，有可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成長和自我實現嗎如果這些悲傷和痛苦在某種程度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麼這種程度的限度是什麼呢如果悲傷和痛苦對於人的成長有時是必要的，那麼我們就必須學會不要機械地去保護人們免受痛苦，拋棄痛苦始終是壞的觀念。從最終的良好後果來看，悲傷和痛苦有時可能是好的和合乎需要的。
溺愛意味著不讓人們經曆悲傷，保護他們不受痛苦。在一定的意義上，溺愛反而包含著不太尊重個體的完善、內在本性和未來發展的意思在內。
努力進行自我完善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時代真正關鍵的問題正在受著曼哈頓方案的攻擊。這種問題不僅對於心理學而且對於一切具有曆史迫切感的人極端重要。
第一個和冠蓋一切的大問題是造就好人。
我們必須有許多較好的人，否則我們極可能都會被掃除出這個世界。即使不被掃除，肯定也隻能生活在緊張和焦慮中，像一般動物一樣。
這時應該做的是為“好人”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此定義在上麵己有種種體現，而這種定義的論據己多得完全能夠說明曼哈頓方案中的人。相信這一轟動一時的偉大計劃是可行的好人也同樣被冠以自我演化的人，充分醒悟或有潛力的人，能奮發向上、自我實現的人，等等。無論如何，十分清楚的是，任何社會改革，任何美好憲法或完美計劃都不會有任何結果，除非人很健康、很進步、很堅強、很善良，而且足以理解這些計劃和法典，並想以正確的方式把這納入現實的軌道。
同為重大問題的也不乏存在，就如造就良好社會這一大問題。要知道在好人與好社會之間有靈敏反饋的關係，它們是互相需要的，它們彼此是絕對必需的條件。撇開兩者孰先孰後的問題。很明顯，它們同時發展，協同動作，串聯在一起。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沒有其中一個因素的作用下實現另一個目標。
這裏所提的良好社會是屬於全人種、全人類的，是大同社會，我們己對自律性社會的安排作了初步討論。說得更明白些，現在已經清楚，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變，有可能作出某些社會安排，迫使這些人或者趨向惡行或者趨向善行。主要重點在於社會缺席的安排必須作為不同於內心健康的問題來看待，而且一個人的好或壞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他生存於其中的社會製度和安排。
社會協同作用指出某些社會潮流不可避免地出現在那些大的工業化文化中，在它身上己無自私和不自私之分。那就是說，某些社會安排使人有必要相互對立，另一些社會製度安排使一個人在尋求個人私利時有必要幫助他人，不論他是否希望如此。
反過來說，追求利他主義並幫助他人的人又必然會贏得私利。這方麵的一個例證是我們的所得稅一類的經濟措施，它從任何單個人的好運道中吮吸利益給予全社會。這和營業稅恰成對照，它起的不是吮吸作用，而是本尼迪克特所說的彙集作用。
這些問題都事關重大，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魏因貝格在他著作中所說的大多數工業技術上的利益、進步和其他人所說的這一類利益，在實質上隻能認為是達到以上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自身。這表明，除非我們把我們的工業技術和生物學的改進交付在好人手中，否則這些改進就是無用的或危險的。
此時，令人驚訝的是，人們增長了對生命的眷戀、對疾病的征服以及對痛苦、悲傷的躲避。問題的焦點在於：誰想使惡人活得更長？或更強大？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原子能的利用和在一場競賽中先於納粹完成它的軍事利用。原子能在某一希特勒手中——有許多希特勒掌握國家大權——當然不是好事，那是很大的危險。同樣，其他的技術改進也存在類似的規律而我們現在就不得不問這樣一個問題：
某一希特勒現在是好？還是壞而這同時也會造成這樣一個現象：惡人是否繼續發展下去變成一個更凶惡、更有威脅的人呢？因為先進的技術給予他們的力量更大。很有可能某一極端殘酷的人在某一殘酷的社會支持下不會被打敗。假如希特勒贏得了勝利，反叛會成為不可能，實際上他的帝國也許會延續1000年或更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