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們怎樣才能促進自由發展呢？自由發展最好的教育條件又是什麼呢？性的？經濟的？政治的？為了這種人的健康成才，我們需要創造什麼樣的社會呢？這種人想要創造什麼樣的社會呢事實上，病態的文化造就病態的人；健康的文化造就健康的人。而且，病態的個體使他們的文化更加病態，而健康的個體則使他們的文化更加健康，這同樣也是實際情況。造成更好社會的一個根本方法就是增進個體的健康。換句話說，鼓勵個人的成長存在著現實的可能性；而治愈真正神經病患者的疾病，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成功的可能性近似乎無。個人有意識地努力使自己成為更有道德的人，這是比較容易的；而個人試圖治愈自己的強迫行為和強迫觀念，則是十分困難的。
在不合需要的意義上看待人格問題，這是對待人格問題的傳統態度。鬥爭、衝突、犯罪、不道德、憂慮、壓抑、挫折、緊張、羞愧、自罰、自卑感或無價值，這些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們不但妨礙行為的效能，而且它們是不能控製的。因而，它們自然被視為病態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盡可能迅速地把它們“治”掉。
可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那些正趨向健康成長的人們身上，所有這些症狀也都發現了。
在這種情形下你是應該感受到內疚、還是不應該感受到內疚呢？你是否設想一下，你是已經達到了精力的完善穩定、還是正在調整呢？順應和穩定減少你的痛苦，所以它們是好的；也許它們也是不好的，因為它們抑製了你向更高理想的發展。
弗洛姆曾抨擊了傳統的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原因是這個概念完全是專製主義的和相對論性質的。也就是說，你的良心或你的超我，被弗洛伊德想象成主要是父母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的內化，而沒有考慮父母是什麼樣的人。但是，假定他們是罪犯，那麼你會有怎樣的良心呢？也許可以假定，你有一位厭惡娛樂而總是進行僵硬的道德說教的父親？或者假定你有一位精神變態父親？這樣的良心是存在的，在這樣的假定下，弗洛伊德是對的。
我們獲得的理想資料大量來自這樣的早期塑造，而不是來自日後閱讀全日學校的書藉。
但是，在良心中也有另一種成分，假如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有另一種良心，而且我們或強或弱地具有這種良心。
這也就是所謂的“內在的良心”。這種良心建立在無意識或前意識地知覺我們自己的本性、我們自己的命運、我們自己智能、我們自己的“召喚”的基礎之上。
這種良心堅持要我們忠實於自己的內在本性，要我們不因為自己的內在本性微弱，或者因為任何別的好處或理由而否定它。所有這些人都深深地領悟到他們對自己犯下了錯誤，並且因此而看不起自己。這種自罰不僅可以產生神經病，在這裏同樣可能重新恢複勇氣、燃起正當的義憤和不斷增長的自尊，從那以後就幹起了正當的事情。簡而言之，痛苦和衝突也可以達到成長和改進。
事實上，人們是在有意識地抵製我們對於健康和疾病的任意區分，至少涉及表麵症狀時是這樣。疾病就一定意味著有表麵症狀嗎？在你必須如此時，疾病就可能沒有症狀。健康就一定意味著沒有症狀嗎？這種觀點是不對的。在奧斯維茨和達喬集中營的那些納粹分子的所作所為是健康的嗎？這些人是具有病態的良心，還是具有美好的、潔淨的、正當的良心呢？一個思想深刻的人能不感覺到衝突、苦難、壓抑和憤怒嗎舉一個例子來說，就是心理學家對於受歡迎的、順應良好的行為、對於犯罪行為在態度上的變化，誰會欣然接受這些呢？或許對於年輕人來說，不受鄰居勢利小人的歡迎，不受地區俱樂部同夥們的歡迎，這樣會更好些。這些行為對於什麼事物順應呢？在邪惡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在專製的父母管製下，做一個順應良好的奴隸、做一個服服貼貼的囚犯還有可能嗎甚至對於有問題行為的男孩，現在也在用寬恕的態度對待。為什麼他有過失呢？一般這是由於病態的原因，但是，偶然也可能由於好的原因，這個男孩之所以會如此，可能僅僅是為了反抗掠奪、壓製、怠慢、輕蔑和粗暴的對待。
什麼將被稱之為人格問題？很顯然，這取決於說這話的人是誰。是奴隸的主人呢？還是獨裁者？是專製的父親呢？還是打算讓他的妻子依然是個孩子的丈夫？顯而易見的，有時人格問題可能是：一個人在竭力反抗他的心理支柱，或是反抗對他的真正內在的本性的壓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