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上述觀點持懷疑態度的唯環境論會提出：早期角色扮演中的分化並不含生物學因素，而隻是對嬰兒期不平衡訓練的反應。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實際發生的這種訓練必然是相當微妙的，運用時至少某種程度上是無意識的。而且由全世界的父母普遍實施的，然而，這不太可能，最近關於兩性人的生物學研究，進一步提出了不利於唯環境論者的證據。兩性人在胎兒發育初期就程度不同地具有男性解剖結構，但遺傳上卻是女性，這方麵的研究指出了畸性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種為不常見的遺傳病，稱為腎上腺生殖綜合症，是由一種基因變化引起的。如具一個人有兩個這種變異基因，他的體細胞中就不會有正常基因，致使腎上腺不能正常生產激素和皮質醇，這時腎上腺會分泌一種先兆物質，其功能相當於男性激素，如果個體遺傳上是男性，激素的增高並不會對性發育產生顯著影響。如果胎兒是女性，反常的男性激素就會使外生殖器男性化。陰蒂有時擴大成為小型的陰莖，大陰唇閉合，極端情況下還會長出完整的陰莖和中空的陰囊。
第二種情況是人造激素引起的，為了預防流產，50年代的婦女常常服用人造孕激素，後來發現，這種藥物有時會使胎兒男性化而變成兩性人，後果跟女性腎上腺生殖綜合症一樣。
純粹偶然地，因激素引起兩性人疾病的有關情況，與一個適當控製的科學實驗結果相契合。實驗目的是估計遺傳對性別差異的影響；雖不完善，但也達到了一般水平，兩性人在遺傳上是女性。內生殖器也完全是女性的，美國國內處理這種病例，大多數是在嬰兒期用手術把外生殖器完全女性化，此後就作為女孩子哺養，她們在胎兒發育階段被男性激素或其他物質男性化，但後來一直到成年都作為普通女孩子來加以"訓練"，在這樣的情況中，根據更深層的、有時直接由已知基因變異引起的生物性變化，可以對學習效果作出細致的分析。行為的男性化幾乎必然隻能歸因於激素對大腦發展的作用。
在上述情況中，女孩子們是否表現了與激素和解剖上的男性化相聯係的行為變化呢？約翰?莫尼和安克?埃拉特發現，行為變化相當明顯，而且與生理變化密切相關，與社會環境相似的正常女孩子相比較，因激素引起變化的女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容易表現出"假小子"的特點，對體育興趣較大，更願意和男孩子一道活動，喜歡隨便穿著而不是精心打扮，要玩具槍不要洋娃娃。腎上腺生殖綜合症的女孩子更傾向於表露出對女性角色的不滿，不過這一組成員為消除遺傳缺陷服用了腎上腺皮質素，對評價質量有所影響，有可能單是服用激素就能引起不同程度的行為男性化，這種結果盡管不如先天性男性化深刻，本質上仍然是生物性的，當然，在被孕激素改變了的女孩子身上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因此，有些人在出生時就好象是被扭曲的嫩芽，意味著什麼呢？這一事實指出，普遍存在的性分工並不僅僅是文化進化中的偶然事件。然而指出這一點並沒有否定通常的觀點：各種社會中形形色色的性分工的程度必須歸因於文化進化，證明期中存在著一點生物學因素，不過是給未來社會揭示了一些選擇的可能。在這裏，人類無性的第二個困境顯露出來，如果充分考慮到目前遍及世界女權運動，每一個社會就必須在下麵三者中選擇其一：
訓練社會成員以擴大性行為差異，這幾乎是一切社會所遵循的模式，它常常導致男性對女性更多的優勢，把女性排斥在許多職業活動之外，不過。結果並非一定如此，至少在理論上，一個性分工嚴格但是精心設計的社會，與相反的情況相比較，精神方麵可能更富有，更多樣化，甚至更有創造性，擴大性分工的同時，人權卻可能受到保障，當然一定的社會不平等將不可避免，而且容易發展到災難性的地步。
訓練社會成員以消除性行為差異，通過控製和性偏倚的教育，一個社會的男性和女性可能在一切職業、文化活動，甚至極而言之在體育競賽中，都屬於平等地位，決定性別特征的早期傾向必須加以鈍化，有關的生物學差異不至於大到不可克服的程度。這樣的控製極有利於整體（和個人）水平上的性偏見，它可能產生更為和諧和富有創造性的社會，然而由此需要的各種法規當然會危及個人自由，至少一小部分個體不可能充分發展他們的潛能。
僅僅提供平等的機會和門徑，對於任何文化來說，當然還可以不作任何選擇而聽其自然，自由放任似乎最有利於個人自由和發展。然而，事情並非必然如此，即使有男女平等的教育和就業機會，男性也更傾向於選擇政治、企業、科學等職業，而且多半不能正常參與同樣重要的兒童撫育工作，其結果自然會限製個體複雜的情感發展，以色列的集體農莊是現代平權主義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實驗之一，其中就發生了這樣的分化和限製。
在40和50年代集體農莊運動的高潮中，它的領導人提出了一項完全的性平等政策，鼓勵女性進入過去屬於男性的角色，這項政策在最初幾年差不多得到了實現，第一代女性由於意識形態的訓練，紛紛改行從事政治、管理及體力勞動，她們的女兒一生下來就受到新文化的熏陶，然而後來，母親和女兒都不同程度地退到傳統的角色上去，女兒比母親退得更遠，她們現在要求每天有更多的時間花在子女身上，這樣的時間被特意稱為"愛的時刻"，最有天賦的女性拒絕進入高層次的商業和政治領導集團，因而同時代人中，這些領域的女性角色人數遠遠低於男性，有人認為這不過是反映了以色列社會成員強烈的宗族傳統，這種觀點尚未令人信服，盡管今天集體農莊內部的角色分工比外界更高。以色列的實驗表明。要預測遺傳或意識形態基礎上的行為變化結果和評價它們的意義，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關於性角色的這種困惑使人堅信，生物學因素並不能獨立地描繪出理想的行為過程，然而，了解這些因素卻有助於我們的選擇，並對各種選擇的代價作出估量，教育和強化所需要的額外能量投資，以及個人自由和潛能的衝突，提供了測量代價的標準。我們應該正視下麵實質性的問題：由於選擇必須付出代價，具體的倫理原則又很難得到普遍的承認，因而選擇是困難的，這時我們應該仔細掂量漢斯?摩根索的明智建議："政治眼光、道德勇氣和道德判斷的結合，可以使人達到政治本性和道德命運的和諧，這種和諧不過就是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不舒適，不安全，甚至荒謬難言。這樣的生活方式會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他們寧願用表麵一致的虛假邏輯，來掩蓋和歪曲人類命運悲劇性的矛盾。"我們認為，我們早期遺傳史的遺留成分包含了這些矛盾的根源。在這些成分中，最麻煩最難認識又不容回避的，就是性角色差異的適度傾向。
家庭是社會生物學理論應該衡量和考慮的另一成分。核心家庭的基礎是長期而穩固的性結合、地理上的流動性，以及女性管理家務。這種家庭目前在美國處於肅條時期。1967－1977年離婚率成倍增加，以至由婦女當家長的家庭增長了1／3。
1977年，超過1／3學齡兒童隻有父親或母親，或由親屬代管；1／2以上學齡兒童的母親離家工作。在許多父母都外出上班的家庭中，父母的位置被幼兒日托中心取代。年齡更大些的孩子們，在放學後到父母下班這段時間裏，完全無人看管，以至形成一個龐大的"掛鑰匙"的兒童群體，美國每個家庭的出生率從1957年的3．80急劇下降到1977年的2．04。如此的社會變化發生在高技術的國家裏，又與女性解放及其對勞動部門的湧入相關聯，當然會引起深遠的後果。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家庭是一種文化產物，正麵臨著消亡的命運呢？
我們認為並非如此。家庭被廣泛定義為成人之間（包括其子女）的親密結合體，它至今仍然是最普遍的人類社會組織。那些提倡家庭分裂的團體，如印度的"那亞"（Nayar）和以色列的集體農莊，它們並不是真正自治的社會群體，而是較大型社團中特殊的亞群體，曆史上許多社會中，無論是核心家庭還是擴張家庭，都經曆了無數考驗。美國曆史上的奴隸家庭常常被販奴破壞，來自非洲的習慣遭到忽視和打擊，婚姻和父母權利都沒有法律保護。然而，親緣關係卻世世代代頑強延續下去，個人都被歸入親族網絡，兒童都承繼家族姓氏，亂倫禁忌得到忠實的遵守，非洲人的對家族深刻的感情依附仍然保存下來，在這方麵有許多語言和書麵資料提供證據，下麵這封信寫於1857年，來自佐治農場工人卡什和他的家庭，那時生活把他們和最親近的親族們拆散：
克萊莎，你的父母非常地想念你，深深地愛著你和你的丈夫，以及我們的孫兒菲比、馬格和克洛、約翰朱迪、蘇，我們想念姨媽奧菲?辛妮拉，以及明頓、小普拉絲卡、查爾斯?妮格和菲利斯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卡什、普賴姆、拉斐特。請向卡什斯兄弟波特和他的妻子帕庭絲轉達我們的愛。請代維多利婭向她的侄子貝克和米利轉達她的愛。
根據曆史學家赫伯特?G?古特曼的意見，這種親族網絡當時遍及南方各州，常常不為奴隸主所知，這樣的網絡今天依然存在於大多數城市貧民區中，幾乎沒有衰減的趨勢，卡羅爾?斯塔克在她的名著《我們的親族》中指出，對親族的詳細了解和不容置疑的相互忠誠，是美國底層黑人的生存基礎。
六、七十年代美國一些群居組織中，主要由中產階級白人提出了一種企圖，希望組成男女平權的社會，孩子交給育兒所撫養。然而，J?科恩和他的同事們發現，傳統的核心家庭頑強地維護自己的存在，結果在這些群居組織中，母親們照看子女的願望反而超過了一般家庭主婦，1／3的人把子女領回身邊，在比較傳統的社會階層中，越來越多的男女選擇同居，推遲生孩子的時間。然而，他們的生活方式仍屬於傳統的婚姻，許多人實際上照常生兒育女。
人類這種家庭傾向，甚至在反常環境中也頑強表現出來，在西弗吉尼亞奧得森的聯邦女犯教養所，羅絲?吉奧拉巴多發現，女犯們以夫妻似的結合為基礎，自發組成家庭式的單元，一些女犯被指定為兄弟姐妹；父母、姨媽、舅舅，甚至祖母，均由年長的女性充當，角色分配跟監外正常情況一樣，監獄中這種準家庭為它的成員提供穩定性和保護，從它那裏可以得到忠告，在懲罰性禁閉期間還可得到食品和藥物，極為有趣的是，男監獄中的成員則有較為鬆散的領導集團和等級社會，在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等級支配，性關係是相當普遍的，弱者充當女性，而且經常受到輕侮。
性結合最突出的特性，是它超越了性行為，這對於人類社會組織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作為性的基本功能，遺傳多樣化比生育目的更為重要，性行為的生理快感是為這種多樣化服務的，同時也為性結合服務；性結合反過來承擔著其他功能，這些功能與生育隻有遙遠的聯係，性意識為什麼深廣地滲透了人類的存在，上述多樣化功能和複雜的因果關係正是更為深刻的原因。
人本性中的多妻傾向和性情方麵的差異，可以從進化論的一般理論直接推導出來，但要直接推論出性結合和家庭的功能交換卻是不可能的。這裏有必要特別考慮某些物種的曆史，幫助得出有關實際進化過程的特殊結論。人類與這些物種有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少數幾種類人猿以及南美絨猴和長臂猿都有看起來與人類相似的家庭集團。個體成熟後即進行成對交配，並共同把後代撫養成熟。動物學家們認為，這些物種居住的特殊森林環境提供了有利的進化條件，使性結合家庭保持穩定。他們推測人類家庭也起源於對特殊環境的適應。然而，這種流行一時的假說卻幾乎得不到事實的支持。
我們特別知道，最早的真人或兩三百萬年前的能人，有兩個方麵與其他靈長類不同：（1）他們的分布超出了僅限於叢林中的祖先棲居地；（2）他們從事狩獵，羚羊、大象以及其他大型哺乳動物都是他們的獵物。對於其他猿類卻並非如此。這些身材矮小－相當於大約12歲的現代人的人類祖先，沒有鋒利的爪牙，也不如四腳動物跑得快，隻有依靠工具和熟練的互助合作，他們才能適應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合作形式是什麼樣的呢？它應該給包括男女和兒童的一切成員帶來團結和平等，也可以以適當的性分工為基礎。或者女性狩獵，男性守營，或者相反；或者按一定的身材，而不是按性別挑選狩獵者，實際情況到底怎樣，處於剛剛起步的社會生物學尚不能作出判斷，兩百萬年前的古生物證據也不能給出確切的證明，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依靠來自現存狩獵－采集社會的資料，這些社會的經濟和人口結構與古代人類的情況最為接近，從中能夠得出有意義的但還不是決定性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