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他經常表達出一種悄悄引退的內心願望，但是事實上，艾克太活躍，太富於熱情，太有影響，無法完全地退休，即使在1950年，當他已經60歲的時候，也仍然如此。
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滿滿的。作為參謀長，他經常不斷地向各種國會委員會作證，出席各種禮儀性的活動，會見各軍參謀長，外出巡視，在辦公室裏加班加點地工作，還得敷衍搪塞那些希望他競選總統的政客們。在哥倫比亞，他曾期望在四周院牆上掛滿常青藤的大院（指美國東部的名牌大學）裏的平靜氣氛中得到休息，但是他發現他的工作幾乎像在1944年一樣辛苦。
在精神上，他正向頂峰邁進。他有極豐富的閱曆，在對外國領導人的了解方麵，能與他相比的人在美國隻有喬治·馬歇爾，在世界上也僅有丘吉爾、戴高樂和斯大林。戰後，他曾到過克裏姆林宮，會見了斯大林和俄國的所有高級人士。他與丘吉爾有過密切的交往（1945年丘吉爾在選舉中被擊敗，但在1951年又重返唐寧街10號）。他熟悉西歐的地理，就像他熟悉堪薩斯中部的地理一樣。二戰前，他曾在菲律賓生活了4年，周遊了大半個亞洲。他還熟悉中美洲，20年代他曾在巴拿馬工作3年。
他對美國政府的了解能與任何活著的人媲美。首先，他了解白宮及其工作程序。艾克從未與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哈裏·杜魯門有過親近的個人關係，然而，他同這兩位總統都相處了很長的時間，足以獲得有關如何當總統的全麵的真正洞悉內幕的信息。其次，他了解武裝部隊以及他們的辦事作風、能力和局限性，人員編製、偏見和傳統。
他還了解國會及其使局外人望洋興歎的乖僻的工作方法。他了解國會是因為他在30年代曾任過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與國會聯係的首席聯絡官。此外，他的弟弟彌爾頓是新政時期農業部的第二號人物，並且每周花四五個晚上向艾克交流他的經驗。置身於新政最活躍機構之一的中心以及作為國會舞台上的一名敏銳的觀察家，彌爾頓隻要每天詳細描述自己每天的活動情形就能夠使他的兄長受到寶貴的啟發。最後，當艾克擔任戰後陸軍參謀長時，他獲得了在國會內工作的親身經曆。除了所有這些理由，他還了解聯邦的官僚機構及其正常工作程序。
艾森豪威爾的力量的另一根源來自他在美國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他的開懷大笑，他對記者的坦率風度，顯而易見的誠摯，演講才能（他的講演不僅能深深地打動少數有影響的人物，也能打動廣大的聽眾，包括丘吉爾在內的許多英國人把1945年艾克在倫敦市政廳的演講評價為他們聽到過的最好的演講之一）以及作為反希特勒遠征軍領導人的形象，所有這一切加在一起使他成為讓人信賴的人。蒙哥馬利說得最好，他說，艾克“隻要對你笑一笑，你立刻就會信任他”。甚至那些從未認識或見過他的人也有同感，他們相信艾克是可以信任的。
美國權貴階層對艾森豪威爾的支持也增添了他的力量。東部財團的顯貴們幾乎在他還沒有擔任新職務以前，就已向他靠攏。例如，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托馬斯·t·華生，在1946年3月初到五角大樓來會見將軍，堅持要請他到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去演講。紐約的其他一些大公司的頭頭也各有打算，他們利用自己在團體或大學中的地位來開始接近艾森豪威爾。在大戰以前，他對美國商界的領袖人物幾乎一個也不認識，在大戰期間見過少數幾個人，到1947年時，他會見過他們中間的好幾百個人，或者至少與他們有過書信往來，其中包括最有財勢的100名大亨中的大多數。許多人成了他親密的私人朋友。20年前艾森豪威爾和梅蜜住在華盛頓時，他們的社交圈子是些默默無聞的軍官和他們的妻子。然而從1946年到1948年，他們的社交生活中幾乎已無一名軍人。當他們在30年代打橋牌時，對手是其他的少校和他們的妻子，而在40年代，對手已經成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總裁，或者美國鋼鐵公司董事會主席，或者標準石油公司的總裁。從1946年起，艾森豪威爾的新朋友，幾乎清一色都是百萬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