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論者，乃至現代的曆史論者，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宋襄公因為擁立齊孝公的“功勞”而“野心膨脹”，自己想當霸主。
真的是這樣嗎?
茲甫即位時，已經30歲開外。在位期間，執行“從霸”國策約有八年。八年前他能麵對君王之位而有條理的論述別人為什麼比自己更合適，八年後能輕易地使自己的“野心膨脹”嗎？宋襄公之所以“圖霸”，一則是出於時事所迫，再則就是心中的一種“大商國的悲壯夢想”；他是出自維護宋國利益的考慮。一個國家的走向我們不應如此簡簡單單地稱之為個人野心。
“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不能擊人不備，要等對方都準備好了再開始。這場仗被人挖苦了千萬次，而且此戰之後，襄公受傷加鬱悶不久就病情加重逝去了。泓水一戰，茲甫從此成為天下人笑柄，不知可笑的是他，還是天下人。
茲甫做的最後一件可以載人史冊的事，就是在泓水之戰後厚贈重耳。身受重傷的宋襄公，身心都遭受了重創，當時國內就一些有勢力的公族“怨聲載道”，直接攻擊宋襄公，雖然他不斷給別人解釋：“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鼓不列”，但麵對國人的指責與其他國家的嘲笑，他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壓力。
就是在這個時候，在列國間流亡的晉國公子重耳一行人到了宋國。重耳不是不知道宋國新近戰敗受重創的事情，但他還是來了。大概是宋襄公的仁義道德理念吸引了他。
但這時的宋襄公連活動都很困難。身體的不適，仁義理念的挫敗，茲甫麵對前來求助的重耳還會如何選擇。
襄公派了大臣公孫固去見重耳，既表示歡迎重耳，又述說了困難；但出手卻是非常大方，這對極度困難的重耳來講，無疑是份厚禮。宋襄公沒有提出任何附加條件，不要求任何回報。
與此相反，重耳離宋後即去了楚國，泓水之戰的另一個主角楚成王也看到了重耳。重要的是比茲甫更“慧眼識珠”的發現了重耳的潛質，知道這是一個“績優股”。他在熱情地招待重耳一行的同時，也直接問了一句：子若克複晉國，何以報我？
楚成王與重耳不是英雄惜英雄，而是一場商業談判。對比之下，重耳說不定此時在心中已經非常敬重那位世人謂之癡的宋襄公。
宋襄公去世數年後，楚又侵宋，宋求救於晉。晉文公重耳追念宋襄公當年厚贈之情，出兵與楚國進行了著名的“退避三舍”的城濮之戰，大獲全勝。重耳不但報答了宋襄公的厚贈之情，也在諸侯中為自己爭得了仁德之名，成了繼齊桓公之後另一個實至名歸的霸主。
故事看到了這裏，不禁感歎宋襄公茲甫的一生，感歎有趣的命運，我到寧願相信宋襄公的處事是源於“仁”。我們民族性裏有太多的妥協，太多的曲徑通幽，缺少了那麼一種明知與世界與不一樣，我仍相信我是對的的風骨；那麼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節。何為真仁義，何為假仁義？如果一個人可以把一種原則從出生堅持到死亡，無論這個原則使他遇到了多少挫折仍不改初衷。那麼真與假已經無益，行動比思想更重要。
千年已逝，可有人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