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以前浙江的許多企業正是因為產業集群快速發展。產業集群最讓浙江許多企業津津樂道的是，能在不大的區域內構築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在台州杜橋，與眼鏡製造相關的鏡片、鏡架、絨布、眼鏡盒、電鍍、包裝等，都集中在方圓幾十公裏的範圍內，各種配套運輸不超過半小時。僅在杜橋鎮，與眼鏡製造業相關的企業達600多家。在浙江，一個村能形成一個產業集群，一個鎮能形成一個產業集群，一個縣、一個市更能形成一個產業集群。在這樣的產業集群裏，同質的成品企業之間要相互競爭，同質的配套企業間也要相互競爭，這樣在產業鏈構成及不斷延伸過程中，同類企業的惡性競爭難以避免，相互壓價、低價競爭必然愈演愈烈。最後的結果是，低價優勢成了產業集群在與國內外市場競爭中唯一的核心競爭力。而一旦低價優勢成為主要或唯一的競爭武器，它在市場上能夠衝鋒陷陣一段時間的同時，卻必然遭遇兩大阻力：一是來自外部市場。低價競爭對外部市場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不公平競爭，於是反傾銷開始了，歐美對中國紡織品采取“特保”、“設限”措施，其表麵原因就在這裏。二是來自集群內部逐漸滋生的阻力。集群內部低價競爭，企業的利潤空間肯定越來越小，甚至沒有利潤。企業為求生存，有的就降低質量，甚至出現假冒偽劣，結果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使“集群”難以為繼。溫州曾經紅火的燈具業就這樣幾近消亡。現在產業集群怎麼反而拖了浙江許多企業的“後腿”，是產業集群的功能退化、不適應形勢需要了，是產業集群這種模式走到盡頭，還是產業集群在浙江“盛極而衰”了呢？據浙江省有關部門對浙江的產業集群進行調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產業集群的危機雖然發生在今天，但自它誕生那天起就潛伏著，隻不過過去產業集群的優勢正在發揮，而劣勢和危機還沒有顯露。人們更多地品味著產業集群帶來的好處，而對它的內在矛盾和潛在危機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回首20多年來浙江經濟的發展曆程，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其高速發展的秘密之一在於“產業集群”。在浙江省內就是分布在各地的產業集群。一個集群有成百上千家企業，比如，紹興縣總人口隻有70萬，但工商企業達5000多家，個體工商戶幾萬家，大小老板遍地都是；像慈溪市，單產值超億元的企業就有100來家，大小企業簡直難以準確統計。但問題就隨之出現了，產業集群在使創業者以“零門檻”方便進入的同時，也滋長了浙江商人“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心態和觀念。同一批老板都在同一個產品平台、同一個檔次上競爭，結果企業都難以做大，大家都隻好做小老板。小老板之間競爭的結果是，大家都隻能是小草，很難成長為大樹，更難見森林。一旦遇到外部環境的變化，產業集群內的小企業就很難抗拒風險，在巨大的壓力下甚至會出現成片倒閉的現象。比如，由於近幾年石油原材料漲價，台州、慈溪等地的塑料小企業成批地出現停產或半停產；又如，歐美舉起“特保”、“設限”大旗，許多中小紡織企業、服裝企業就感到日子難過。
區域經濟學專家認為，小企業薄弱不是因為小，而是因為孤立。一旦小企業成了群，其整合的效用，專業化程度，工藝的精致，遠遠大於“1+1=2”的效果。由於在產業集群內，企業上下遊之間、配套企業之間同在一個不大的區域裏，配套產品的運輸成本低，配套企業相互之間比較了解，交易風險也就很低。這容易使一個不起眼的產品，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得很大，不僅在國內，甚至在國際上也很快能占有一席之地。比如雲和縣的木製玩具，產品的類別很偏，但沒有幾年的時間，就戰勝了台灣省的同類企業，成了世界市場出名的木製玩具生產基地。產業集群內，企業間按利益關係，配套、分工、合作，能形成很大的產能規模，產生難以估量的規模效應。但是，一個產品要有持久的競爭力，單靠規模效應是遠遠不夠的，最關鍵的是要有不斷的創新能力。但產業集群內，由於企業間的競爭更多的是在成本與價格之間的競爭，所以創新能力很難增強。同時，同類相聚，一旦有新產品出來，仿冒變得十分容易。而當仿冒成了企業之間競爭的一種習慣後，那麼誰還會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承擔巨大的風險去搞新產品研發呢？企業都懶得去搞研發，那麼整個產業集群內的創新能力就隻能是越來越弱。產業集群內隱伏的這種矛盾和危機，在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變幻的形勢下，就突然爆發了出來。
3.加快自主創新建設才是改變產業集群發展的唯一途徑
顯然，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的產業集群，就不會形成持久的核心競爭能力，就難以實現集群的持續發展。例如，由於技術創新不足，產品質量不過關，溫州燈飾產業集群已經消亡；橋頭紐扣拉鏈集群近年來也陷於困境。有專家指出，當前浙江產業集群出現的危機，最根本的原因是產能過剩的危機。產業集群要持續高速增長，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產品的市場無限大。但現在宏觀經濟處在下行通道，市場的容量遽然變小了，產業集群裏的生產能力便突然顯得過量，企業就難免日子難過。因此，要度過目前產業集群的危機，根本出路就是調整產業結構，在調整中壓縮產能規模。那麼，為什麼浙江民營企業一開始就選擇了產業集群的發展模式呢？一方麵產業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成本；另一方麵產業集群能使中小民企一開始采用模仿和仿冒手段迅速投入生產，發展壯大。產業集群內，由於企業上下遊之間、配套企業之間同在一個不大的區域裏，配套產品的物流成本低，配套企業之間比較熟悉，誠信度高，交易風險也就很低。這容易使一個不起眼的產品和企業，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得很大，不僅在國內，甚至在國際上也很快能占有一席之地。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個產業帶中一個企業通過模仿或生產出一個新產品，如果市場銷路好，整個產業集群的同類企業會蜂擁而至，通過仿冒生產這種產品，導致產業集群規模越來越大，形成巨大的產能規模，產生難以估量的規模效應。但民企發家起於模仿和仿冒，發展到一定階段仿冒卻成為民企發展最大的障礙，甚至是殺手。產業集群內由於企業間的競爭更多的是在成本與價格之間的競爭，所以創新能力很難增強。更要命的是同類相聚，一旦有新產品出來，仿冒變得十分容易。而當仿冒成了企業之間競爭的一種習慣後，那麼誰還會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承擔巨大的風險去搞新產品研發呢？這樣集群內同類企業的惡性競爭難以避免，相互壓價、低價競爭必然愈演愈烈。最後的結果是，低價優勢成了產業集群在與國內外市場競爭中唯一的核心競爭力。
（1）多方麵原因導致產業集群自主創新動力不足。導致產業集群自主創新動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從目前來看，主要是以下幾方麵：
第一，缺乏自主創新意識。由於浙江的產業集群大都是以低成本為基礎的簡單紮堆，而不是以創新為基礎的，集群內企業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存在著“大而不強”的隱患。浙江產業集群以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為主，產業層次低，產品檔次不高，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一般市場進入的技術壁壘和資本壁壘不高，國際競爭力主要體現在成本優勢上，知識競爭能力較弱，這些，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產業集群的經濟績效。如，在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等因素的影響下，浙江出口企業的效益下滑，呈現出口比重越高效益水平越低的態勢。浙江紡織業集聚效應的不斷降低，就是其中的典型。由於缺乏自主創新的缺陷，浙江的產業集群原有的優勢不斷變弱，利潤急遽下降，有些集群甚至麵臨生存危機。專家指出，加快自主創新建設，才是改變目前產業集群畸形發展的唯一途徑。
第二，自主創新投入不足。浙江的產業集群大多是從農村發展起來的，許多企業主是從集市貿易經營戶或農民家庭工業起家，企業起點低、規模小，大多缺乏自主創新能力，技術開發資金嚴重不足。尤其是由於金融擔保和風險投資機製的缺乏，中小企業貸款困難，融資成本較高，由此影響了企業自主技術創新的資金投入。浙江省工商聯對浙江民營企業的一項調查表明，57.52%的企業沒有投入科研經費，僅18.1%的企業擁有自主的知識產權產品。
第三，缺乏良好的創新環境。目前，浙江大多數集群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後，社會化網絡組織不發達。不少集群缺乏公共的技術創新平台，為企業提供公益性產品開發、信息谘詢和其他配套服務，而金融擔保體係不健全使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缺少創新啟動資金，研發能力受限。即使一些集群設立了研究開發中心，但這些中心由於缺乏專業人才，技術人員水平不高，仿製比例高，自主設計和開發產品數量少。
專家指出，產業集群內由於企業間的競爭更多的是成本與價格之間的競爭，所以創新能力很難增強。更要命的是同類相聚，一旦有新產品出來，仿冒變得十分容易，最終成為自主創新的殺手。因此，在浙江，“不創新慢死、一創新找死”的觀念非常普遍，最後導致“一流設備、二流質量、三流價格”。
第四，創新人才高度缺乏。在許多傳統產業集群，高素質的專業技術人才、產品設計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大都高度缺乏，導致企業缺乏自主創新的人才基礎；企業員工素質普遍較低，大多數人隻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企業缺乏自主創新的勞動力技能基礎。在浙江一些專業鎮，隨著土地、原料等生產成本的上漲，不少企業采取壓低工資的辦法來降低生產成本。自改革開放以來，工人的工資基本沒有發生變化。從2006年開始爆發的“民工荒”，其真正的本質就是企業由於沒有自主創新提高利潤，已經進入了薄利時代。
第五，缺乏良好的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社會環境。事實證明，產業集群的最大負麵影響是遏製了企業的研發能力、創品牌的衝動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獲取。在浙江的產業集群裏，立誌於搞研發的企業很少，創品牌的也不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更少，其原因就在這裏。而沒有品牌、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不能算是真正的企業，隻能算是一個生產車間。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前浙江產業集群出現的危機，是一種必然，而宏觀調控和國際貿易摩擦使這場危機提前和集中地到來。產業集群裏的低價戰略、惡性競爭，一個重要原因是知識產權保護乏力。因此，有專家提醒政府，要從社會信用環境、法治環境的角度，加以認真治理，努力營造保護知識產權的社會氛圍。從這次產業集群危機中，我們得到的一個教訓是，企業沒有核心技術就難以持久發展；而企業要有核心技術，就必須要有良好的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社會環境。
（2）提升產業集群自主創新能力。紹興文理學院經管學院常務副院長李生校教授，對浙江產業集群如何度過當前的危機，提出了兩種方案，一是整體上向重化工業調整；二是集群內部“洗牌”，大麵積出現並購，也就是常說的“大魚吃小魚”，在並購中減少企業數量，壓縮產能規模，以高檔的產品和高端的工藝，進入新一輪市場競爭。李生校教授還指出，浙江產業集群已經進入了一個成熟期，它的轉型是一種必然，這個階段一般需要2～3年。這也意味著浙江經濟新一輪高潮將在2～3年後到來。而在新一輪競爭中，產業集群內的競爭，將不再是產品的競爭，其明顯的特征將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一是人力資源的競爭；二是按國際規則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三是按資本導向或管理導向，對集群內的企業網絡進行新的調整。要改變目前產業集群自主創新嚴重不足的局麵，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麵的工作：
第一，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集群。以現有的高新區、大學科學園和軟件園等為載體，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集群，使之成為推動我國企業自主創新的重要基地。對集群內高新技術產業的自主創新活動，國家應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例如，對集群內企業從事技術開發活動可考慮給予加速折舊、稅收減免優惠；通過稅收減免、財政貼息、投資扶持等措施，推動集群內產學研緊密結合；鼓勵發展多種形式的風險投資公司，促進風險投資的產業化和社會化等。
第二，促進低成本型集群向創新型集群轉變。產業集群有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一是走低端道路的低成本型集群；二是走高端道路的創新型集群。目前我國的產業集群大多屬於低成本型集群，產品檔次較低，難以進入高價值市場。為此，要強化技術創新，推進柔性生產，依靠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集群由低成本型向創新型轉變，走多品種、小批量、高質量的道路。尤其是對於那些以貼牌為主的集群，要推動企業從OEM方式（沒有自我品牌的產品開發和製造）向ODM方式（自主產品設計和營銷）轉變。
第三，鼓勵集群內企業的自主創新。首先要鼓勵集群內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廣泛吸引各種人才尤其是歸國人員，並采取多種形式建立研發中心、設計中心和工程技術中心。同時，要鼓勵發展專業化的中小科技型企業，吸引跨國公司在集群內設立研發中心，鼓勵本地企業與外資建立合資研發中心。此外，要完善金融擔保、風險投資和創業基金，為中小企業提供必要的金融和配套服務，緩解中小企業在自主創新中麵臨的資金瓶頸矛盾。
第四，搭建技術創新的公共平台。鼓勵采取多種模式，在產業集群內建立技術創新服務中心，強化信息服務、產品開發、設計示範、培訓服務等功能，搭建關鍵共性技術和行業技術支撐平台，支持和服務於整個產業集群的技術創新活動，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同時，要建立科技成果轉讓交易市場，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積極培育投資谘詢、市場研究、技術信息服務、專利代理、法律服務等中介組織。
三、浙江千家鞋企集體沉默的代價
麵對歐盟對中國皮鞋征收為期兩年的16.5%反傾銷稅，如果中國皮鞋業再不“抱成團”去堅守多年來打拚出的地位，鞋業貼牌出口的產業鏈必然會發生變化。當中國的“人口紅利”不在時，當中國的資源優勢消耗殆盡時，當其他發展中國家建立起大規模的代工企業後，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將被徹底顛覆。中國鞋企為了不在反傾銷的副作用下被迫在“加工廠”裏下崗，他們就必須未雨綢繆去捍衛自身的產品銷售渠道。
1.千家鞋企集體沉默的代價
為什麼99%的中國製鞋出口企業集體沉默？試想一下，如果四家鞋企組成的“聯合抗辯團”贏了官司，廣大鞋企都可以從此在平等稅率的綠蔭下蔽日乘涼；倘若輸了，也不過是維持原狀。站在一旁的老板們可以一邊慶幸著自己沒有因參與這“徒勞”的官司而損失一分一毫，一邊盤算著下一步打算。
況且，無論輸贏，這都將是兩年以後的事情。兩年之中，作為一家中型製鞋企業的老板可以做很多事情：歐盟征稅，那就轉戰北美市場；皮鞋稅率高了，改做皮包或其他皮具；更精明的索性瞅準時機抽離資金拿到樓市大炒一筆，經營好了絕不比出口皮鞋賺得少。
為什麼中國缺少“真正的企業家”和“百年老店”式的大型企業，這一直是眾多經濟學家熱衷於討論的問題，從此次中國鞋企上訴歐盟響應者寥寥的清冷畫麵中，恐怕能窺見一斑。短期利益比長期利益更加明確而直接，這是每個經營者都知道的真理，既然能夠把握住眼前獲利的機會，何必還要去投資一個並不確定的未來？至於代表所有出口企業，花費自己企業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和歐盟抗辯，怎麼算起來都不是上算。
隻可惜，精於算計的眾多小老板們卻沒算到這場訴訟背後的巨大“利潤”。“聯合抗辯團”這一戰不論官司勝敗，卻輕鬆贏來了知名度，贏來了公信力，還贏來了在國內外市場上花上千萬美元也難買來的企業形象，同樣是經營者，奧康、泰馬的老板們自然也有著自己的算盤。過個三五年，大浪淘沙，熬不下去的中小企業走了，堅持下來為數不多的皮鞋企業，說不定就是中國未來的登喜路。
“或許，反傾銷來了也是件好事。”奧康總裁王振滔的這句話意味深長。因為對華皮鞋反傾銷而狀告歐盟理事會的中國企業還是寥寥無幾。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獲悉，在權衡得失後，一種對訴訟難以取勝的悲觀情緒，正彌漫在上千家涉案中國皮鞋企業間，絕大部分企業已放棄訴訟，退出歐盟或將成定局。
盡管，溫州奧康集團正式聘請“中國反傾銷第一律師”蒲淩塵，向歐盟一審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歐盟理事會對中國鞋征收16.5%的反傾銷稅不符合歐盟相關法律。該公司也由此成為第一家起訴歐盟理事會的中國製鞋企業。此後，對歐盟皮鞋出口最大企業之一的溫州泰馬鞋業有限公司也正式宣布加入原告隊伍。
“原本以為，兩家溫州企業的‘榜樣’作用，會帶動全國其他鞋企紛紛響應。但結果讓我失望了，至今仍難看到同類企業采取行動。”溫州泰馬鞋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哲西說。與泰馬一起陷入孤軍奮戰局麵的奧康集團也表示感到“很孤獨”，麵對歐盟這個強大的政治經濟共同體，少數幾個企業的應訴力量十分有限。據了解，目前正式聘請律師狀告歐盟理事會的國內鞋企不過4家，僅占1200多家涉案鞋企的0.003%左右。
據了解，大部分鞋企決定不參加訴訟的理由是，歐盟法律並未對審理時限作出明確規定，加上舉證責任、調查等程序繁雜，訴訟至少要兩年才能出結果。此次歐盟裁定對中國鞋企實施為期兩年、稅率16.5%的反傾銷措施，極有可能出現“製裁已經實施完畢，而法院訴訟尚無結果”。另外，高額的訴訟費用也是這些企業卻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7年1月中旬，歐盟在網上發布谘詢文件，公開征集各利益有關方對其擬修訂的“化妝品指令”的意見。時間過去半個多月了，情況如何？媒體記者撥通省內一家化妝品生產企業的電話，詢問其有無表達意見時，該公司一位負責人卻說對此不太清楚。
這位負責人的反應隻是一個縮影。WTO浙江研究谘詢中心副主任張漢東認為，目前，浙江省企業在應對國外貿易壁壘時，還停留在事後應對的被動階段，在國外貿易政策、技術指令還在征求意見階段時就積極主動表達利益訴求的企業相當少。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企業對相關國際規則缺乏了解外，更主要的是，“省內企業在對方實施貿易壁壘後，應對普遍比較積極。但通過利用國際規則，事前應對貿易壁壘的意識還不強。”張漢東認為。
據介紹，歐美在製定一些貿易政策、技術指令前，往往會規定一個期限，向利益相關方進行意見征集。這意味著，在相關政策製定之前，企業可以通過積極表達意見，有可能將最終出台的政策中對自己不利的影響降低。據介紹，在歐盟公布針對化學品的REACH指令、日本正式實施針對農產品的肯定列表製度之前，我國相關部門都通過這種規則安排表達了我國企業合情合理的利益訴求，一些意見也被對方采納，維護了國內企業的權益。
浙江省不少企業“沉默”以對也有客觀原因。浙江省外經貿廳公平貿易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在進行這種利益訴求時，企業必須對要評議的國外貿易政策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反映的意見必須有理有據。而目前，浙江省許多企業還缺乏這種能力。“這是一個原因。但還是有很多企業可以做到，隻是缺少這樣的意識。”張漢東說。
2.訴訟意義重於結果
對於歐盟對中國皮鞋征收為期兩年的16.5%反傾銷稅這個問題，盡管最終正式向歐盟一審法院提出反傾銷訴訟的中國鞋企中，僅9家堅定在列；而為數不多的9家企業中，僅奧康和泰馬同屬內資企業，其餘7家均為港資或台資。為此，業內專家強調，訴訟意義本身重於結果，如果中國不應對歐盟的反傾銷，那麼中國的商品將會大麵積的遭受出口的貿易壁壘，但是值得我們內資企業反思的是，奧康集團新聞宣傳部負責人韋開孟強調：“為什麼規模龐大的大陸鞋企，最終隻剩下奧康和泰馬呢？反而一些平時行事低調的港資、台資企業能積極應戰，這也從側麵反映出，中國廣大內資企業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的淡漠。”
對此，也有許多董事長選擇放棄應對，選擇沉默，曾是“歐盟對華鞋產品反傾銷應對聯盟”會長、廣州番禺創信鞋業董事長吳振昌重點談到了最終放棄上訴的原因，吳振昌指出，“放棄上訴主要由於其不是被歐盟實際抽樣調查工廠，其次產品輸歐比例很低，另外，創信受歐盟反傾銷製裁的影響，迄今銷售額隻下降了2%。影響不大，所以，創信去打這場耗財費力的跨國官司意義不大。但對以歐洲為主要市場的中小企業來說，打擊無疑是致命的。”確實，對於創信鞋業來說，耗資巨大的跨國官司不僅耗時兩年，而且訴訟前景不甚明朗，極可能出現製裁都到期了，而官司還未分勝負的結果。同時，多數企業沒擺脫“政府依賴症”、對反傾銷缺乏認識、維權意識淡漠、法律觀念不強，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實。以上種種原因無疑是眾企業放棄應訴、選擇沉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