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積極應對歐盟的反傾銷對中國企業有著階段性意義，其訴訟意義重於結果，比如，廣東南海金履鞋業有些與眾不同，它是第一階段應訴後唯一可享受9.7%優惠稅率的中國鞋企且唯一獲得歐盟市場經濟地位認可。然而，金履鞋業卻毅然站在應訴到底的行列中，與拿著16.5%稅率就“打道回府”的企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前，金履鞋業董事長劉旭曾表示征收反傾銷稅是針對整個中國製鞋業，必須要參與。的確，既然承認了金履的市場經濟地位，反傾銷稅又從何而來。
對於奧康積極參與歐盟的反傾銷這個問題，奧康總裁王振滔在接受《中國經營報》采訪時談到，作為一個走高端路線並具有穩定銷售渠道的企業來講，奧康此次所受的影響並沒有其他中小企業那麼大。16.5%反傾銷稅帶來的大部分成本，將由其在歐盟的銷售商和歐盟消費者埋單，其本身增加的成本並不多。但奧康多次強調：無論如何，一定要讓歐盟聽到中國鞋企抗辯的聲音，這場官司輸也是贏，贏更是贏。
對於歐盟的反傾銷訴訟，泰馬集團副總經理陳哲西表示，“僅9家鞋企堅持到最後，讓他多少有些費解，打這場跨國官司，純粹費用不會超過100萬元；若勝訴的話，最多50萬元。對大部分企業來說，支付這筆費用不是難事。就算敗訴，法院也得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若能勝訴，屆時其他鞋企向歐盟上訴，可援用這個案例，也能獲勝。參訴這件事，對中國鞋業來說是極有意義的，我們當然要做！”陳哲西還表示，泰馬的訴請相當明確：要求廢除歐盟理事會表決通過的“1472/2006條例”，基於此，歐盟才對我國皮鞋業征收為期兩年的16.5%高關稅。“既然應訴了，就得有個結果。對於勝訴，泰馬很有信心。”
對此，蒲淩塵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贏和輸都是相對的，對於應對歐盟的反傾銷訴訟來說，其意義不在於結果，而在於為我們今後同歐盟打反傾銷官司掃清了障礙，也為今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案例和寶貴的經驗，另外，此次事件，對政府相關部門的表現，各界褒貶不一。一種呼聲是，褒者認為政府做得很到位，企業不應過分依賴政府；而另一種呼聲則是，相關部門對企業欠缺了解、初步反應滯後，從而貽誤最佳戰機。在市場經濟體製下，企業不應過分依賴政府，這次事件中，企業是絕對的主體。政府相關部門曾專門為此組織過兩次大型企業應訴培訓會。可是有的企業根本就不去，更不願意積極應訴。一切都指著政府去解決，不做應盡的努力，等歐盟最終製定出為期兩年的16.5%的稅率後，就開始指責、埋怨政府。這種意識和做法過於滯後。”
為此，奧康集團韋開孟表示，商務部一直在給予應訴企業支持，企業也要積極爭取自身利益，不能總存在依賴心理，更不能對不合理製裁坐以待斃。“我們確實缺乏經驗，對歐洲法律規則也知之甚少。打這個官司，起碼為我們積累了經驗”。
3.中國鞋企要贏在轉折點上
中國鞋企在積極應對歐盟的反傾銷之際，我們也應該進行反思。確實，歐盟的反傾銷對中國企業的影響，如果能積極應對，浙江製鞋業還可借此逐漸走向高效能之路。對浙江部分鞋企來說，這個過程無疑是非常痛苦的，畢竟市場是殘酷的。奧康總裁王振滔多次表示：“中國鞋企不隻是贏在起點上，而要贏在轉折點上。”在此次轉折點上，浙江鞋業的風險和機遇同在。一些人把此次浙江鞋業受反傾銷製裁的原因，歸結為缺少自己的品牌，缺乏獨立的銷售渠道。創信鞋業董事長吳振昌對此頗不讚同，他認為好品牌若經營不善，同樣會賠錢；小品牌如善加經營，也可以賺錢。“對於現階段的浙江鞋業來說，創造幾個阿迪達斯或耐克好像不太現實。市場不規範是我們的‘致命傷’。首先，一些企業不遵守市場規則，大打價格戰，給歐盟造成了我們搞傾銷的現象。”吳振昌透露，部分企業主為降低成本、壓低價格，不給工人上保險，而且工作環境也很差。“其次，我們的鞋業市場過於分散，確實急需整合。”衛亞非表示，假如沒有這次反傾銷打擊，幾年後浙江鞋業市場自身也會進行一次“洗牌”。現在，外力加速了這一過程。“市場會進一步優化，抵禦風險能力差的企業，會被擠出市場。此外，國家會出台相關的政策，對外貿進出口進行有效的調節。”
確實，又由於近幾年來，歐盟真皮市場的自身產能在萎縮，外來低價產品的衝擊是主要原因，歐盟也在調整自身的產業結構。對此，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李鋼說：“這次風波，從客觀上抑製了浙江鞋業市場中存在的過度增長、低價競爭的現象。兩年的製裁，會讓一部分競爭力差的企業消失，一部分從業者亦會度日艱難。同時，會損失掉一些轉產成本，而一些地區的經濟也會因此受影響。但這是市場發展中必然會出現的現象。應盡量以平常之心和積極態度來應對。浙江有數千家製鞋企業，產業集中度不高，造成內部競爭激烈。受到製裁影響後，市場自身會進行有效的調節，但相關部門應加重對內外需求的調整，盡力促使其平衡。”對浙江企業來說，應作何應對呢？大多數具一定抵禦能力的企業，已做了轉產或轉銷。陳哲西介紹，先前歐洲約占泰馬市場份額的15%，2004年，出口歐洲的產品中，皮麵鞋占80%，革麵鞋隻占20%；在製裁前，泰馬就做了產品結構調整，現在革麵鞋占80%，皮麵鞋則隻有20%。歐盟製裁的是真皮鞋產品，所以泰馬的經濟效益非但未受影響，其輸歐產品的比例還有所擴大。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專家在《“十一五”期間我國貿易摩擦的總體態勢分析》報告中預測，在數量上，我國遭受的貿易摩擦總量將會進一步擴大，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國際反傾銷的高峰期。2008年伊始，歐盟、美國等針對我國民營企業的反傾銷似呈加劇的勢頭。在這種複雜的國際經濟格局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專家提出以下八大應對之策：
第一，建立和完善反傾銷預警機製。不少國家在防範反傾銷風險方麵有成熟的經驗，如美國有“扣動扳機機製”，歐盟有“進口監測快速反應機製”，印度有“重點商品進口監測機製”等，這些國家的企業也都充分利用這類預警機製防範來自外國企業不正當競爭的衝擊。一些國家的反傾銷法判斷某個商品是否存在傾銷現象，主要依據價格、損害、因果關係這三個要素。以價格為例，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統計，2003年美國彩電總產量380萬台，總價值19億美元，均價500美元左右/台。2003年，我國向美國出口彩電180萬台（總價為3.189億美元），均價（177.2美元）隻相當於美國同類商品售價的1/3.2000年至2002年短短兩年間，我國對美彩電出口增長了1166個百分點，而我國防範反傾銷風險預警機製的建設大大滯後，四大彩電生產企業對這一可能導致反傾銷的信息卻絲毫沒有引起警覺。目前，我國政府鑒於前期的經驗教訓，全麵啟動了重點行業進出口監測係統，初步建立了“產業損害預警機製”，但大多數民營企業尚未建立起相應的反傾銷風險預警機製。因此，民營企業在這方麵必須加緊“補課”。2005年11月21日，在杭州舉行的“長三角法學論壇”上，有關人士指出，我國已連續9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這些反傾銷調查以中國企業70%的敗訴率而告終。由於不重視“遊戲規則”等原因，長三角地區的民營企業更是首當其衝、深受其害。為此，與會的法學專家和民營企業家提出了建立長三角地區“民營企業國際反傾銷中心”的構想。試圖通過這個非營利性的智囊團，構建反傾銷案例庫、經濟信息數據庫和國內外反傾銷人才資源庫，形成區域性的反傾銷預警機製，從而有效地減少國外對民營企業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民企出口大省浙江正在擬訂全國第一部地方性反傾銷法規——《浙江省出口反傾銷管理辦法》。浙江省人事廳、外經貿廳、司法廳聯手，用兩年時間在浙江省實施百名律師“兩反一保”（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與訴訟的專業培訓。浙江飛躍縫紉機集團公司將設在海外的17家銷售分公司和辦事處作為企業探測所在地區反傾銷情報的“千裏耳”，隨時為企業發回最新的信息。“長三角”地區特別是浙江企業建立反傾銷預警機製的上述做法，值得其他地區借鑒。
第二，平時注意搜集資料，“戰時”快速策劃反駁。反傾銷應訴是對企業各項內部管理基礎工作（特別是文檔管理）的嚴峻考驗。反傾銷調查的涉案問題往往數以千計，長篇累牘一萬多頁，涉案企業需要回答的問卷往往有數百頁。如果企業平素不加強內部管理，很難在有限的時間裏做好這些文字材料。當然，對於極為專業的問題，僅靠企業內部的人員往往難以解決，必要時應聘請外部專業人士謹慎把關，以免在應訴答卷中給起訴方留下把柄。例如，雲南吉邦食品公司在應訴美國對其蘑菇罐頭的反傾銷案中，聘請專業人士謹慎把關，兩次查出美國商務部在計算上的細微錯誤，使得該公司每年至少減少400萬元的損失。
許多國家的反傾銷法案都規定了應訴期限，從調查公告到初裁，通常隻有40天時間，留給企業回答幾百頁問卷調查的時間隻有幾個星期。若超出規定時間不予應訴，則被視為自動棄權，起訴國將立即對這些企業采取高關稅。因此，當民營企業遭遇反傾銷起訴時，既不宜手忙腳亂、倉促行事，更不宜隨意拖延、置之不理，而應該借助本國行業協會、相關專家和政府部門的力量，迅速拿出應對措施。
第三，相關企業應團結一致，“抱團”應戰。國外對我國企業的反傾銷調查，並非隻是對某一個企業或集團的好惡。作為一個行政程序，國外實施反傾銷調查的目的不僅僅是追究當事企業的責任，而在於限製所有該種類別產品今後的“傾銷”行為。從表麵上看，某國的反傾銷起訴可能隻直接針對我國A企業，但如果A企業的傾銷起訴被判定成立，那麼我國與A企業生產同類產品的B、C、D等企業也會“同罪連坐”，所有受牽連企業的產品將都不能獲準進入該國市場。目前中國一些同行業民營企業在應對反傾銷調查方麵往往“隔岸觀火”或各自為政，疏於相互溝通和協調配合，群體應訴不積極，往往使得國外申訴方“不戰而勝”。例如2006年2月4日，歐盟委員會就歐盟3家企業提出的關於中國和烏克蘭熨衣板反傾銷訴訟正式立案，中國7家製造或銷售企業（其中兩家為香港企業，其他5家均為廣東企業）以及烏克蘭1家製造企業被列為調查對象。中國輕工總商會稱其正積極與歐洲有關行業協會協商了解情況，並召集涉案企業共同商討對策，而廣東的幾家涉案企業卻不打算聯合應訴。由於起訴國很重視應訴企業在產業中的代表性，涉案企業如能群體應訴，往往可以抑製起訴國采取過於激烈的製裁行為。而且，群體應訴還可以大大攤薄每個涉案企業的訴訟經費。因此，在應對反傾銷調方麵，民營企業要學會“抱團打天下”。
第四，重視行業商會的協調和引導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營企業要扭轉政府無所不能的觀念，在反傾銷應訴事務上不能過度依賴政府，而應該借鑒國際經驗，更多地依靠同業商會的力量。商會不僅是協調企業與本國政府間關係的民間中介組織，而且在國際信息渠道、處理對外經貿活動法律糾紛的經驗等方麵有較強的優勢。在很多發達國家，因為遊戲規則的製訂權往往掌握在行業商會手裏，其在市場協調方麵的作用甚至超過政府。前期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傾銷應訴中，關鍵的談判對象是起訴國的行業商會。相比之下，我國的行業商會無論是在對付國外產品傾銷方麵，還是在應對外國政府反傾銷方麵，與發達國家的行業商會的力量不可同日而語。2002年5月，溫州打火機企業在剛接到歐盟反傾銷立案的消息時，由於不懂國外貿易法律規則，缺乏應訴資金、精力和時間，眾多溫州打火機企業曾一時陷入恐慌。正是在行業商會的組織下，才很快統一意見，由溫州煙具行業協會會長周大虎聯合其他15家主要企業，出巨資聘請國內外著名律師應訴，經過一年多中外專家的明察暗訪，以鐵的事實戳穿了某些國家惡意捏造的“中國打火機銷價低於成本價”的謊言，贏得了“入世”後中國對歐盟反傾銷調查第一案。因此，進一步重視和發揮行業商會的作用，已成為擺在民營企業跨國經營麵前的一道必攻課題。
另外，從建立風險防範機製的角度看，也應在平時發揮商會引導行業內部企業自律與相互合作的作用，改變國內一些出口企業哪裏有錢賺便一哄而上，出口市場過於集中，同行競相降價搶占市場的惡性競爭現象。同時，應通過行業商會逐步與主要國家反傾銷產業損害調查機構建立常規性的聯係製度，由行業商會組織有關智囊對主要出口地區如美國、歐盟、澳大利亞等反傾銷法律製度進行研究，特別是加強研究在“非市場經濟”地位下如何處理與相關國家和企業的競合關係，總結並推廣應訴反傾銷的規律和經驗。
第五，在整個行業尚難爭取市場經濟地位時，宜采取單個企業分散爭取的策略。是否為市場經濟，是反傾銷調查中確定傾銷幅度時的一個重要問題。反傾銷案發起國的調查當局如果認定調查商品的出口國或行業、企業為非市場經濟，將引用與出口國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的市場經濟國家（替代國surrogate country）或行業的成本等數據計算所謂正常價值（normal value），並進而確定傾銷幅度，采取相應的增稅措施。迄今為止，美國等一些國家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反傾銷調查中堅持用第三國的生產成本來評估我國產品的正常價值，給裁決造成極大的隨意性和不公正性。我國在“入世”談判過程中，從大局出發接受了比較被動的條款——世貿組織的其他成員在中國“入世後15年內，可以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目前，已全麵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隻有新加坡、新西蘭、馬來西亞、泰國等少數國家，有些國家則隻承認我國某些行業具有市場經濟地位，有些國家甚至隻承認個別企業的市場經濟地位（以歐盟為例，如果應訴企業通過申請市場經濟地位或個案待遇取得成功的話，該企業所獲得的稅率僅適用於該企業自己，而不適用於其他任何企業）。因此，在整個國家或整個行業爭取市場經濟地位暫時難以成功的情況下，可先采取每個企業分散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的策略，以便逐步攻破對方的限製壁壘，為日後聯合應對反傾銷，增添對我國同行企業有利的砝碼。
第六，進一步積極融入國際大市場，利用與國際市場合作夥伴的關係，避開反傾銷衝擊。麵對接踵而至的反傾銷調查，民營企業不必驚慌失措和裹足不前，而應該進一步積極融入國際大市場，利用與國際市場合作夥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避開反傾銷衝擊。TCL集團收購德國施耐德公司以及與法國湯姆遜公司實行彩電業務合並重組的案例，便是一個成功的典型。在彩電重返歐盟一案中，歐盟給予中國彩電企業40萬台配額，除了嚴格的尺寸限製，對經銷商供貨價格也作了限定，要求中國企業至少不應比歐洲本土的廠家低，這仍然讓中國彩電生產商苦惱不已。TCL集團為了大舉挺進歐盟市場，數度探尋切入機會都無功而返。2002年9月下旬，TCL集團在進退維艱的格局下果斷地用820萬歐元收購了德國著名家電企業施耐德公司，承接了後者經曆百年時間所打造的品牌和完善的銷售網絡。2003年11月，TCL集團又成功地與法國湯姆遜公司實行彩電業務合並重組，合資公司在亞洲及新興市場以推廣TCL品牌為主，在歐洲市場以推廣湯姆遜品牌為主。通過上述兩大並購重組，TCL集團不僅繞過了歐盟的層層技術壁壘，借此融入了施耐德公司和湯姆遜公司在歐洲的市場，同時也巧妙地繞開了歐盟對TCL彩電的反傾銷。
第七，高度重視SA8000和環境保護問題。SA8000是美國經濟優先領域委員會（CEP）依據世界勞工組織公約、有關國際人權組織文件（如國際人權公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製定的，確保產品生產和服務符合社會道德的國際標準。SA8000涉及的範圍包括：職業健康與安全、雇傭童工問題、強迫勞動問題、結社自由（組織工會）問題、工資及工作時間問題、不歧視問題等。1995年以來，我國沿海地區有8000多家企業接受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審核。部分企業因沒有達標被取消供應商資格。2004年5月，歐美國家開始把SA8000標準強製性地與企業的訂單聯係起來，我國出口到歐美國家的服裝、鞋類、玩具、家具、運動器材、日用五金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都曾遭遇到是否符合SA8000標準的調查。另外，近年來歐盟綠色環保壁壘日益突出，根據2003年1月9日歐盟委員會頒布的2003/2號關於限製用含砷防腐劑處理的木材用途的指令（該指令從2004年6月30日起生效），輸往歐盟的木材及木製品除加鉻砷酸銅（CCA）外，不得使用其他含砷防腐劑；且凡是使用CCA進行防腐處理的木材及木製品，均不能用作居家結構材料和經常與皮膚接觸的器材。而目前砷恰恰是國內大部分家具廠處理木材及木製品防腐劑的重要元素，我國木製家具出口企業如不及時調整和改進生產工藝，將會因環保因素直接與上述指令發生衝突，難免遭遇歐盟國家的反傾銷調查。因此，民營企業在走向世界時，千萬不能忽視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特別是要依照國際慣例重視環境保護和勞工的人權問題。
第八，樹立科學的發展觀，製訂自主創新和品牌建設戰略。目前我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不高，加工貿易占到出口總額的一半，研發和營銷這兩邊的高端為外商掌握，我們主要集中在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呈現“微笑式”結構。我國民營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的常見方式是貼牌生產，很少創立自己的品牌。如溫州的打火機占據了世界市場的70%，並讓日本70%的打火機廠商關了門。但溫州的打火機生產廠商注冊自己品牌的不到10%，日本不少公司則利用其知名品牌，以溫州作為低成本的加工基地，1美元的打火機貼上他們的牌子，價格就可翻了十倍甚至百倍。缺少品牌效應，不僅使得我國民營企業不得不替人打利潤微薄的“苦工”，而且無品牌的廉價“大路貨”常常容易成為國外反傾銷調查的“出頭鳥”。而作為中國最大的工業縫紉機出口企業，飛躍縫紉機集團公司一直致力於追蹤國際最先進的標準開發新產品，由於注重技術創新和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其產品出口快速擴張到100多個國家（地區），卻從未遭遇到來自國外的各類貿易壁壘。
目前，技術落後和缺乏品牌是大多數民營企業的“短板”，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它們除了遭遇傳統貿易壁壘之外，還將更多地遭遇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衛亞非認為，“以歐洲為主要市場的企業，應充分利用這段時間進行積極的調整。對於既沒自身品牌、又沒銷售渠道的企業來說，要麼退出市場、要麼創造品牌、要麼開發國內市場。所以需要在國內市場尋求自身位置、謀求創新點、提高附加值，建立品牌、建立銷售網。就製鞋業來說，大國以加工製造為主，小國以尖端市場為主。中國製鞋業製造量大、加工能力強，具有相當的優勢。歐盟此次看似在打擊我們的中低檔鞋業市場，在表麵上指責我們量的擴張，實際上是針對我們已進入其中端市場的品牌。歐洲製鞋業曆來是一流的，並把持著尖端市場，中國要想衝擊這個市場不是朝夕之事，但是，我們已有一部分中檔品牌極具衝擊其尖端市場的優勢和潛力，這才令他們感到恐懼。歐洲隻占我們市場份額的14%，兩年的製裁，不會撼動中國製鞋業霸主的地位。但是，我們還須密切關注周邊地區類似產業的成長。製裁期內，低端市場訂單的轉移，確實給我們造成了不少損失。對於未來幾年中國製鞋業的總體走勢，衛亞非認為還是會以加工為主。雖然創品牌是件難事，但一定要有品牌意識。不能總在隊伍末端徘徊，就算是作OEM，也要努力做到最高端。提高質量、尋求創新、創造品牌，是我們未來幾年的工作重點。”
從整體上說，這次風波的確讓中國製鞋業受到打擊。然而，也正是基於這外在的打擊，中國製鞋業提前開始了積極有效的整合。這個過程中，損失不可避免，同時，我們也有理由得到更多。值得慶幸的是：中國製鞋業最先踏上了打破國際貿易壁壘的征途，它不僅為今後本行業和其他行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也向世人宣告：中國反傾銷開啟“破冰之旅”。為此，民營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應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加快產業和產品結構調整步伐，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盡快培育出自己的品牌，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把戰略的重點從價格競爭轉到品牌和質量競爭的軌道上來。切忌把應對反傾銷看成是解決國際貿易摩擦的應急措施，而應從長計議，規劃科技創新和品牌建設戰略，從根本上提升自己的國際競爭實力，同時有效地突破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性貿易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