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起源於一個賣方市場時代，在不少人的眼裏，市場經濟似乎異常“簡單”，埋頭生產，簡單重複，就是利潤之道。一些浙商把“睡地板”作為市場經濟永遠製勝的鑰匙，認為隻要挺得住，算得精，就能長盛不衰。無休止的量的擴張成為置業的方法論，貼牌借東風成為進軍世界的捷徑，模仿取代了自主研發，價格拚殺取代了附加值實現。這是浙商輝煌背後的另外一組數字：主要產品單位能耗比發達國家高30%以上；2003年，浙江省萬元生產總值耗電約1340千瓦時；能源利用效率比發達國家低10多個百分點；浙江省二氧化硫排放量69萬噸，比上年增加7萬噸，超過國家規定的排放控製指標10萬噸。“低檔產品做不過人家，高檔產品又做不了”可能成為浙商的另外一種尷尬。
一、“地鋪精神”已成為製約浙商發展的瓶頸
“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地鋪精神”最深遠的意蘊幾乎囊括了浙商成功的全部奧秘，但是其最隱蔽的局限也暴露了浙商的全部局限：無視企業製度的重要性，無視公司治理的必要性。因而，與中國各地的企業一樣，浙江民營企業往往“短命”。“地鋪精神”重視的是一種戰術，而不是一種戰略。當企業做到一定規模時，這種“技術”而非“謀略”的做法，開始顯現其負麵作用。
1.浙商普遍有創業的“地鋪精神”
浙江的發展，並無太多天時、地利，但浙商善於商謀、講求實效、自強拚搏、開拓創新。浙商曾采取“以小博大”、“借船出海”、“借雞生蛋”、“戴帽穿靴”、“信譽訂單”等各種商戰謀略完成了資金的原始積累，赫然走出了一條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的發展曆程。很多浙商從打地鋪的家庭作坊或者走街穿巷的經營模式起步，利用各種資源和營銷手段，開拓進取，發展壯大，以至於在製造業、加工業、金融業、地產業等領域自由馳騁。筆者撰寫本書的目的，在於破譯浙商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氣最旺的財富製造商的成功密碼——具有永恒價值的浙商創富精神。
事實證明，浙商的“地鋪精神”是創業的基石。在眾多的浙商中，和眾多本土企業家不同，德州海弘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潘統義眼神裏麵透著浙商特有的睿智，但是這個17歲就出來打工創業的年輕人，也有著多數20世紀70年代人並不具備的老練。
“我們浙江商人的普遍特點就是有艱苦創業的‘地鋪精神’”，潘統義回憶說，當年就是跟著姑父到北方彈棉花，早晨4點多就起來做飯，喝冬瓜湯啃饅頭。“我們從來不以此為恥，而是留心把握機會。日複一日的苦日子讓我不禁自問：難道這就是我理想的生活嗎？不！我要自己當老板，打造自己的事業！”經過一番調查和分析，潘統義鎖定了“皮鞋”這一具有巨大市場的大眾消費品。從1991年開始，潘統義開始做起皮鞋銷售生意。
潘統義說，之所以自己要做海弘這個企業，就是想打造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品牌，因為做了那麼多年的品牌代理，他領悟到沒有品牌的產品不會賺大錢。一味地模仿別人，企業永遠沒有出頭之日。
因此，海弘從創立時就提出了“鑄世界品牌，創百年海弘”。在注冊商標時，他就預想到未來幾十年的發展，以“海弘”為名，取得了包括鞋類、服裝、藥品等18個大類產品的商標注冊權。這既為企業構建起堅固的商標防禦體係，又為企業的發展預留出廣闊的發展空間。他要成為一流企業，成為賣品牌賺錢的企業。
就是靠著這種“地鋪精神”，潘統義的皮鞋生意越做越大，到2000年已成為著名品牌的北方六省代理商。隨著對皮鞋行業的熟悉和資金的充足，他發現隻有生產皮鞋才能創自己的品牌，也更有發展前途，於是萌發了辦鞋廠的念頭。200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參加了山東的招商引資會，決定到德州辦廠。
海弘不但在公司本部建立起實力雄厚的技術中心，還分別在意大利和溫州、廣州成立了自己的研發基地。海弘瞄準高中檔產品，不斷開發新款式、試用新材質，領跑高端市場，使海弘品牌在短短兩年時間裏，在行業內越叫越響。目前，全國有30多家製鞋企業給海弘貼牌生產，由此帶來的利潤占到企業總利潤的30%以上，潘統義笑著說，自己的品牌已經開始賺錢了。低調的潘統義告訴記者，到2006年，他要把海弘做到3個億，到2010年做到10個億。
2.浙商崛起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浙商的地鋪情結
浙江人，既能當老板，又能打地鋪，吃得苦，從小熊貓身上能看到浙商閃光的一麵，這也確實是浙江人為什麼有那麼多老板的原因之一。到目前為止，社會各界對浙商精神還沒有一個權威的解釋，但是吃苦耐勞、敢作敢為、永不言敗、頭腦靈活卻是“浙商精神”永恒的內容。“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這是反映浙商吃苦耐勞時馬上就能搜索到的一句話，也是如今諸多聲名顯赫的浙江商人在發跡之初的“難忘往事”，更是今天不少尚未發跡但正在奮鬥中的浙江人現實的生活……
1995年，李福寶挑著貨擔從浙江來到宿遷，白天走街穿巷賣小百貨，晚上則隨便找個地方把床單或報紙一鋪，就成了棲身之所；10年過去了，貨擔已經變成了店鋪，李福寶的五金批發在宿遷已小有規模了，但每次去外地進貨晚上回不來，他還是會在車站或者其他地方湊合一晚。“我們本來就是農民出身，吃這麼點苦算什麼。”李福寶說道。
剛到宿遷時，項先祝隻有16歲，白天在幸福路、黃運路擺地攤，賣眼鏡和各類小百貨；晚上，舍不得住幾毛錢的旅館，就住在汽車站的雨簷下，夜裏12點之後，就會有人來趕，整整一個禮拜項先祝都隻能睡在馬路上。
“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浙商的這種“地鋪精神”，是對新生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一種坦蕩追求，一種“理所當然”，一種“大義凜然”。江蘇西楚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曾安輝感歎自己就像是一個“難民”，四處闖蕩，經常在火車上過夜；極盡節儉，常常為了省錢而步行幾十裏；風餐露宿，饑一頓飽一頓……在宿遷的浙商中，和李福寶、項先祝、曾安輝一樣對“地鋪”有著很特殊感情的還有很多。在創業之初，他們中有些是小商小販，有些是收破爛的，有些是彈棉花的，有些是補鞋的……大都有著睡地板的經曆。
項先祝談起往事，神情輕鬆。但他從來不以睡地鋪為恥，而是在臥薪嚐膽，等待時機，為以後的創業積累寶貴的經驗。項先祝強調：“沒有殷實的家庭後盾，我們剛出來闖蕩時一無所有，為了生存，我不覺得丟人。”
“吃得苦中苦，方為商上商”，這是浙商留給吳強最深刻的印象。江蘇偉達電子有限公司經理李偉達說：“有道是‘苦盡甘來’，當一個人通過勤勞苦幹，讓自己的能力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時，自然有各種發展機會降臨。”
業內專家指出，“浙商崛起，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浙商艱苦奮鬥的精神。甘願‘睡地板’的‘地鋪’情結。而在宿遷，一種怕苦受累的畏難思想還在作祟，很多人寧願貧困也遲遲不邁動‘害羞’的腳步，還在‘倔強’地認為鑽到別人屁股下麵睡地板實在是一件丟麵子的事情。浙商從不問那裏遠不遠、苦不苦，而是問你那裏搞什麼項目能賺錢。可以說，沒有上海地下室的經曆，也就沒有今天取得輝煌業績的劉衛高；沒有車站門前冰冷的馬路，也就沒有如今蓬勃發展的項氏百貨……而如今，富起來的浙商也許再也不用去睡地鋪了，但是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得到了延續。
3.“地鋪精神”已成為製約浙商的一道瓶頸
“地鋪精神”可以解讀為降低成本的艱苦奮鬥，也可以理解為拉幫結派的企業“家族化”。這個問題，不僅民營企業存在，國有企業可能更無章法。“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如今諸多聲名顯赫的浙江商人在當年發跡之初的“曾經生活”，也是今天不少尚未發跡但正在奮鬥的浙江人的現實生活。這是讚歎浙商時用得最頻繁的一句話。無疑，在計劃經濟年代，一大批浙江人離開浙江，在全國各地從事被當地人所不齒的工作。如今浙江許多身價上億的民營企業家，就是從這些人群中發展起來的。當年他們中有些是收破爛的，有些是彈棉花的，有些是補鞋的，有些是打鐵的，但他們從來不以從事這些勞動為恥，善於把握機會，為以後的創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事實上，地鋪精神是第一代浙商取得驚人業績的一個重要原因，那麼對於如今的新浙商又該如何發揚“地鋪精神”呢？
“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首先表現出浙商天然的成本觀念。白天人模人樣，懷揣“過濾嘴”香煙見人就遞，甚至西裝革履，請客送禮。這其實不小氣，因為麵對的是別人，是有求的對象，是正常的商務成本支出，沒法省也省不了。到了晚上，並非所有人都沒有錢住賓館，因為麵對的隻有自己，能省就省，況且睡地板也未必比加了稻草鋪的爛床糟糕多少。這種苦相信並非隻有浙江人吃得起，關鍵看有沒有把住賓館和睡軟臥的錢看為成本。
“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還表現了浙商在嶄新的商業文明麵前對曆史文化傳統造就的“心理障礙”徹底舍棄的決心。浙江台州農民邱繼寶卻“厚著臉皮”，帶著自己的拷邊機通過下水道進入廣交會。如今他已成為國內縫紉設備製造產業龍頭企業掌舵人。“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對新生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一種坦蕩，一種“理所當然”，一種“大義凜然”的追求。南存輝早就不睡地鋪了。盡管大老板與其員工一起睡在地板上，可以解讀為浙商的“民主、平等”。因為“睡地鋪”會形成浙商的一種思維定式：隻會模仿，不會創新；沒有遠大的理想，其管理像風箏一樣牢牢地抓在手裏。經過原始積累後的浙商期望基業常青，從而尋找蛻變之路。南存輝和正泰是其中一例。
1984年7月，20歲出頭的南存輝不想補鞋，開始創業。他以房屋折價，大約投入5萬元，辦起了前店後廠的“樂清縣求精開關廠”，以“地鋪精神”走上創業路。
這個開關廠演變為現在的正泰集團。盤點正泰進化史，三線非常清晰：
其一，工廠—公司—集團—控股公司，企業組織形式前進的四個階段。起初屬於業主合夥股份合作製，後來是規範的股份製。
其二，相應的資本社會化過程。南存輝個人持股從100%下降到20%的同時，企業規模從1000萬元擴張到2003年的銷售收入101億元，總資產31億元。
其三，管理模式的演進。從所有權與經營權一體到“三會”製衡、三權並立機製的建立，初步形成了以公司總部為投資中心、以專業總公司為利潤中心、以基層生產公司為成本中心的“母子公司管理體係”（即三維矩陣管理模式）。
南存輝“廢除”家族製問題上的高明之處，並不在於徹底，而是理性和實效。浙江許多家族企業的製度化實踐表明，一步到位地廢除家族化往往容易以失敗告終；在這個問題上，漸進式的改造可能比推倒重來更有成效。
經過多次調整，正泰的股權結構已經大為分散，但大股東依然是董事長南存輝，占27%的股份，5個副總裁3個是親戚，2個是負責技術的朋友，基本沒有改變家族企業的性質。但他的家族企業卻實實在在地快速做大了。南存輝認為，家族成員控製的企業並不一定是家族製企業；同時，不是家族成員控製的企業也可能是家族式管理的企業。
企業家族化問題，幾乎是所有民營企業與生俱來、無法繞開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的“家族化”問題一點不比民營企業少，任人唯親，拉幫結派，搞小團體，比民營企業的家族化更加沒有章法。
南存輝認為，家族企業有其缺陷，但也有天然的優勢。為“非家族而非家族”的改造，企求一步到位的激進做法，往往情況更糟。南存輝也一直想交權，曾請過一個美國名牌大學MBA畢業的人當副總，後來又讓他當了一陣總經理，但最終還是解除了他的職位。
南存輝雖不徹底、但富有實效的後家族化，就具有了典型價值。1991年，南存輝手中有了100萬元資產，他從開店辦廠的家族成員中招進9人入股，形成以家族成員為核心的企業管理層。這個所有者、經營者、打工者三位一體的、不用付工資（年終按股分紅）的家族團隊，不僅擁有一定的生產、管理能力與資本，更主要的是“人和”，使企業的起步非常平穩有力。
南存輝用來招股的100萬股金，因為家族資金的流入，股權從100%降到40%多。這時的正泰，不僅是合資企業，更是不折不扣的家族企業，因為外資也來自“家族”成員。用家族資本稀釋自己，這是南存輝“溫和革命”的第一步。
緊接著，南存輝開始用社會資本“稀釋”家族股份。在正泰成為溫州首屈一指的知名企業後，正泰的品牌效應出來了。許多企業看中正泰品牌，希望加盟。先後有38家企業進來，全部成為正泰私人股東，而南存輝的個人股權也被稀釋到不足30%。
如果隻有上述兩項，那南存輝的行動還算不上有什麼典型價值。雖然股權幾度稀釋，但仍然隻是在資金上做文章，技術、管理的資本化才是“南氏革命”的亮點所在。
這次，南存輝在集團內推行股權配送製度，他拿出正泰集團的優質資產配送給企業最為優秀的人才。這就是正泰的“要素入股”——管理入股、技術入股、經營入股。股東一下子擴大到110多人，南存輝的個人股份也再度被稀釋。正泰成功地從一家傳統的家族企業轉型為一個現代的“企業家族”。
個人股份一再被稀釋，“底線”到底是多少？南存輝曾說過一個數字：“5%”。他解釋說，在有足夠多的資產時，5%可能也會是最大股東。而且，所占股份的比例是下降了，但股本在擴大，“杠杆效應”更大，得到的利益有可能會更多。
確實，“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重視的是一種戰術，而不是一種戰略。前文已經講過，地鋪精神對於創業期的浙商來說，這是非常奏效的手段，但是，當企業做到一定規模時，這種“技術”而非“謀略”的做法，開始顯現其負麵作用。
2004年夏天，隨著因為電荒出現的民工返鄉潮的步伐。不少民工給浙江老板打了一個倒數第二的低分。原因是，有不少老板不想買保險，不想造宿舍，不想辦食堂，更不願意花錢辦培訓，甚至以扣押工資和身份證的辦法扣留民工。
由於缺乏一種理性的製度來評價公司運作，不少“心疼鈔票而睡地板”的浙商不願意製度化治理、管理公司。他們不願投資更新技術、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使企業陷入一個低技術的陷阱。在民工培訓上，不少老板更是怕民工流動大，為他人做嫁衣而舍不得掏一個子。到2004年“民工荒”來臨時，一些企業被民工集體炒了魷魚，陷入難言的尷尬。
二、產業集群的隱憂
紹興的輕紡、海寧的皮革、嵊州的領帶、永康的五金、溫州的皮鞋、樂清的低壓電器、諸暨的襪業等，星羅棋布的產業群成為浙江開拓國內國際市場的生產基地。然而在這幅興盛的圖景背後，卻掩蓋著這些企業老板的巨大憂慮，“如果人民幣繼續升值，我們的企業將無利可圖而迅速倒閉”，在這個問題的背後，隱約看到了產業集群走向隱憂衰微之路的前景。
1.為什麼浙江企業選擇了產業集群的發展模式
產業集群是以促進浙江民營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為目的的，不僅帶動浙江民營企業經濟的高速增長，而且還要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產業集群是浙江經濟的特色和優勢，也是20多年來浙江經濟一直保持全國領先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浙江省經貿委調查統計，2003年浙江省工業總產值在10億元以上的製造業產業集群有149個，工業總產值合計1萬億元，約占浙江省總量的52%。其中，較典型的有溫州鞋革和服裝、紹興（縣）印染和織造、樂清低壓電器、蕭山化纖、海寧皮革、嵊州領帶、永康五金、永嘉紐扣、桐廬製筆、諸暨襪業等。目前，這些塊狀經濟已經成為浙江省乃至全國的專業生產加工出口基地。為此，高新技術產業要完成從以加工、裝配為主參與全球初級分工，到以研發、製造為主參與全球中高級分工的戰略轉型，形成比較完善的區域創新體係和知識產權保護製度，創造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產品，引進和培育一批有影響的大型高新技術企業、現代裝備製造企業和其他技術含量較高的先進製造企業，成為國際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製造業研發製造基地。
浙江民營企業之所以在全國起家最早，發展最快，一方麵得益於浙江各級政府當初的無為而治；另一方麵則得益於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模式：產業集群，就是一個區域內密集發展一種產業，千家萬戶，一條龍配套，產業鏈相關的上下遊產業和相關的輔助產業、服務業聚合在一起。正是由於產業集群的產生和發展，才使得浙江民營企業發展迅速。正是這些星羅棋布的產業群成為浙江開拓國際、國內市場的生產基地。這也正是25年來“浙江製造”一直保持全國領先水平的主要原因。
經過20多年的發展，塊狀經濟在浙江工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浙江省共有年產值億元以上的工業區塊601個，塊狀經濟工業總產值15826億元，這占浙江省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約為64%，企業總數30.84萬家，其中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規模企業19065家，從業人員約800多萬人。
可以說產業集群占據了浙江經濟的半壁江山。在塊狀經濟的主要產品中，全國市場占有率超過30%的有78個，主要有紡織、服裝、電氣、通用設備、交通設備、金屬製品、電子、皮革、工藝品等。那麼，為什麼浙江企業選擇了產業集群這樣的發展模式？
（1）產業集群內，由於企業上下遊之間、配套企業之間同在一個不大的區域裏，配套產品的物流成本低、速度快；
（2）配套企業之間熟悉，誠信度高，交易風險低，便於長期穩定合作；
（3）企業之間產生了密切的分工協作關係，一種產品增值的不同環節由不同企業來完成；
（4）很重要的一點是，產業集群能使中小企業一開始就采用模仿的手段迅速投入生產，這容易使一個不起眼的產品和企業，在很短時間內做得很大。隻要一個企業生產出一種新產品，如果市場銷路好，整個產業集群的同類企業便會蜂擁而上，大量模仿生產這種產品。在以上三個方麵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迅速產生覆蓋全國的低價優勢，進而將其他非產業集群生產的眼鏡產品，擠出零售市場。產業集群的所有生產要素的組合，都指向唯一目標——低價！所以義烏的小商品能如此便宜，溫州的打火機、皮鞋，浙江的種種產品，能占領中國乃至全球市場。
創新與高科技產業的結合是浙江民營企業文化集群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也是提升浙江民營企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麵，浙江民營企業能否創建一批有影響的高科技企業，成為國際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製造和研發基地，關鍵是能否建立若幹個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目前，世界發達國家都擁有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比如，美國的“矽穀”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高科技產業開發區，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產業集群。“矽穀”的成功是產業集群的結果，而不是高科技產業本身獨有的規律。
當產業集群形成時，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無論在最終產品、生產設備、上遊供應及售後服務等方麵都會有國際競爭的實力。產業集群競爭力，不僅體現在市場占有率上，而且體現在增長速度、結構轉化和創新能力上。據研究表明，在美國，具有產業集群的地區，其經濟增長速度要遠高於其他地區。要發展浙江民營企業高新技術的產業集群，除了科學規劃和提升現有的產業園區，確定優惠條件外，更重要的是要大力發展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培育風險投資基金，完善市場體係，發展現代中介組織。
2.浙江產業集群顯隱憂
產業集群的優勢十分明顯，浙江經濟在發展中也嚐足了產業集群的甜頭。前不久，美國有關機構和媒體宣布：“中國製造”的成功“秘訣”在於它的產業集群。而國內有媒體稱“產業集群是中國經濟第三次浪潮的發動機”。確實，近年來，浙商迅速崛起，並確立了其在國內第一商幫的形象和地位。浙商的成功與轉型離不開團隊精神和集群效應。然而，以產業集群出名的浙江，卻麵臨著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和困難，據浙江省有關部門對浙江的產業集群進行調查後得出的結論：目前，浙江各地產業集群內的企業普遍日子難過，而產業集群外的企業反而比較好過。究其原因就是產業集群內的企業普遍存在設備閑置的現象，上遊的產品價格在不斷上升，下遊的價格則上升有限，企業不生產要失去客戶與市場，要開工生產就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而且往往是虧本生產。比如，像紡織、塑料等產業集群，企業虧損麵大，特別是純化纖的織造企業出現100%的虧損。像紹興的紡織企業，高達20%的企業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