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人都有比較強的市場意識，很會尋找機會，作為商人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浙商有著一股不屈不撓的拚搏精神，他們永不滿足。在浙商眼裏，沒有辦不成的事，而且還喜歡不斷地給自己設定新的目標，不等不靠，相信市場，相信自己，因此浙商的自立性比較強。
——著名經濟學家 鍾朋榮
傳統產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由於企業規模小，傳統產業多，千家萬戶過獨木橋，資金實力的不足導致規模優勢缺乏，其後果是越來越難以適應商務成本逐漸抬高的壓力，想在市場立足不是件易事。浙江民營企業需審時度勢，重整旗鼓，要改變投資創業取向，盡快從傳統產業轉向高新技術產業等“朝陽產業”，爭取在這些領域占據一席之地，分享到更多的實惠。由浙江民營經濟研究院在3000家浙江民營企業中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以富有活力著稱的浙江民營企業，正在麵臨新的成長難題。業內人士認為，浙江民營企業遇到的難題，很大程度是出於對過去發展路徑的“鎖定”，由於這樣的“鎖定”，市場的敏銳、創業的衝動等活力因子，都或多或少麵臨著“惰性”的挑戰。來自浙江省中小企業局對浙江企業在上海的調研報告顯示，從2007年至今，麵對國家宏觀調控的新形勢，浙江企業進滬創業也麵臨著新的考驗，需要重新洗牌。
一、“妖魔化”竟成浙商難以擺脫的夢魘
在許多人眼裏，浙商就意味著商機和財富，浙商成了當今中國人氣最旺的“財富製造商”。然而翻閱近年來發生在浙商身上的許多風風雨雨，我們卻又清楚地聽到這一群體的痛苦呻吟。隨著山西省規定淘汰所有年產量9萬噸以下的煤礦的決定，一些浙商開始感受到嚴冬的來臨。他們擔心，在社會的廣泛關注下，甚至在一些輿論的扭曲下，浙商炒煤團又會麵臨著以前炒房團一樣的命運。他們自己都不清楚，一度被稱為財富風向標的浙商為什麼成了弱勢群體，在一場場政策變化中成為了受害者。
1.“妖魔化”竟成浙商難以擺脫的夢魘
浙商是中國民營經濟的主導力量，它的魅力光芒四射，許多區域經濟研究專家一直把它當作區域經濟研究的重點對象。盡管區域經濟研究專家研究的方向不一樣，但是對浙商的財富權力研究總是不能錯過的。在這裏，我們先來看看下麵這組數據：
1999年度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過了1/5，總量位居全國第一。其中有4家企業進入全國民營企業前十強。而在2000年，“500強”中的“浙江企業”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71家，一省就獨占1/3強。2001年，排名全國前十位的浙江民營企業增加到5家，而這每一家民營企業身後，都站著一個或一群身家殷實的浙商。
浙江是人均資源綜合指數居全國倒數第三的“資源小省”，但GDP總量已連續5年穩居全國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國平均數近一倍，名列全國各省、區第一；農民人均收入連續16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位；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過廣東，居於首位。
盡管如此，如今仍有一部分浙江商人同樣延續昨天成長的軌跡，進行走私、製假、售劣等違法活動。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物資缺乏，很多膽大的農民商人可以在走私、製假、售劣中撈取到第一桶金，然而，中國開放的今天，物資已經很豐富，再走私、製假、售劣等不僅不會發展自己，而且還會影響整個區域經濟的品牌。為此，浙江商品曾一度被世界消費者認為是假貨、仿冒的代名詞。
不過，話又說回來，浙商敢闖的精神使其能夠在世界的商幫中迅速崛起，他們能將劣勢化為優勢，就是他們當年將走私、製假、售劣的商品販售到全國各地的同時，便開始編織起一張張輻射全國的銷售版圖，在這樣的過程中，形形色色的專業市場出現了，浙江成為全國日用小商品、輕紡及機械加工產品的物流凹地，年物流超過百億元的市場比比皆是，流通帶動了鄉土企業的成長，而市場與企業的兩輪驅動，則完成了浙商的原始積累，這樣的演進一直從20世紀70年代末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在這以後，從流通中賺取到的金錢又源源不斷地沉澱到了實業之中。
據2004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等所作的“浙江人在外投資創業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浙江人在省外經營發展的有400萬左右，若加上在境外的100多萬，約有500萬浙江人在外創造財富。到2003年底，在外浙商的銷售額超過1萬億元，幾乎等同於浙江2004年創造的經濟總量。從“做別人不願做的事”到“做別人不敢做的事”，再到“做別人沒有實力做的事”，浙商憑借著強大的財富權力開始在全國版圖布局。
當然，事物都有兩麵性，正當浙商被世界媒體高度認同時，浙商的負麵報道就接踵而來，特別是21世紀之初，溫州炒房團兵敗上海，炒煤團山西受困，浙商海外投資受阻，一係列的報道開始質疑浙商的輝煌成果。盡管在某種程度上，浙商引發的這些行為成了預測某一地區經濟發展潛力的風向標，但是，作為民營經濟的主導力量，對浙商的質疑無疑給中國的商幫帶來一些困惑。確實，在一個個財富奇跡中，浙商也漸漸被披上神話的外衣。然而，似乎應了中國那句古話“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當所有聚光燈照在浙商身上，有關浙商的負麵報道也多起來，當這種負麵評價風行起來後，“妖魔化”竟成浙商難以擺脫的夢魘，傷痛也接踵而至。
2.本來是雙贏的戰略中，浙商卻麵臨著投資環境的困惑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12個省、市、區不斷加大招商以及對浙商的服務力度。因此，資源豐富的西部省份成了浙商爭相追逐的對象。但西部一些城市物流條件較差、消費觀念相對落後也是浙商要正視的問題。
確實，浙商所代表的巨大財富力量，使得近年來到浙江招商引資成了許多內陸省份的首選。與浙江省相比，國內許多省市在自然資源、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等硬環境方麵有絕對的優勢。因此，國內各地為浙商提供了豐厚的創業土壤，不但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更是帶去了艱苦創業的精神，帶去了以創業回報社會的社會責任感。為此，一向以資源富省著稱的貴州和青海，成了浙商在西部投資增長最快的省份之一。浙商在貴州累計投資240億元，2005年實現銷售額300億元。礦產開發被浙商列為在貴州投資產業第一位。對不同產業，貴陽有不同的優惠政策。如投資現代醫藥產業，可獲得低價或無償提供40年土地使用權。而在浙江青海兩省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交流會上，雙方簽訂了旅遊合作協議及礦產資源開發、服務業等17個合作項目，合同金額近40億元。2005年，浙商在青海實現銷售額156億元。甘肅和新疆是浙商在西部投資產出最高的省區之一，2005年的銷售額分別達到了1500億元和1000億元。新疆昌吉州（州府昌吉市距烏魯木齊市中心35公裏）到浙江招商時，開出非常誘人的條件：一是土地無償使用；二是工業用電價格低廉，為0.28元/千瓦時。此外，稅收減免、低價轉讓產權等也多次成為新疆赴浙江招商的“法寶”。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發展，雲南和廣西成為浙商投資的熱點。浙商在雲南的投資也形成了以昆明為中心，輻射地州縣的格局。投資領域也得到拓寬，從原來的商貿、旅遊、加工製造、房地產等產業，拓展到水電、礦產開發、農業種植、農產品加工及基礎設施投資等領域。而在浙商人眼中，廣西就像聚寶盆。一些浙商開始熱衷於到廣西各口岸和越南人做外貿生意，還有的熱衷於投資豐富的有色金屬資源。廣西有500多家國有企業正在實行股份製改造，80多個縣城改造，浙商參與的機會很大。但一些地區“法治環境”較差，不少浙商吃了苦頭。確實，在這場本來是雙贏的戰略中，浙商卻麵臨著投資環境的困惑。在外地投資的浙商中間，“開門迎客、關門打狗”是一句經常可以聽到的話。而令浙商感到自己弱勢地位的是，這些“打狗”的人往往是當初熱情歡迎他們的地方政府。
浙江商人朱誌躍就麵臨著“騙子沒騙走錢，政府卻讓他們陷入絕境”的困境。在一家吉林公司的相邀下，在當地政府的歡迎下，朱誌躍籌資300萬元準備參加山東省定陶縣的企業改製。但還沒等他來得及參與其中，這家吉林公司就出了問題，企業改製沒能進行。然而當朱誌躍要求取回存放在當地財政局的300萬元時，當地政府卻以此案還沒有徹底查清為由長期占有這筆資金。即使在當地公安局已經出示證明，認為這筆資金已查明是屬於朱誌躍的，理應盡快歸還當事人時，縣政府依然強占著這筆資金不返近8個月，使得朱誌躍每天麵臨銀行巨額利息，幾乎陷入了絕境。而在地方政府麵前，浙商幾乎都是處在無可奈何的弱勢地位。
據中部某一省份浙江企業聯合會提供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隨機調查的60件企業投訴案中，涉及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達33起，其中屬於政府部門契約、信用觀念不強和承諾不能兌現的達20起，占這類投訴的60%。
3.浙商的“炒房團”成了社會各界抨擊的靶子
素有“中國猶太人”之稱的溫州人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投資的風向標，他們樸素的市場直覺常常比任何高深的經濟學理論分析都更具敏感性，溫州資金指向哪裏，財富神話就會在哪裏上演。隨著“組合拳”出擊，昔日名噪一時的溫州“炒房團”如今去向何方？他們被套牢了嗎？還是已經早早脫身？抑或按兵不動靜觀其變？過去的一幕幕不斷強化著人們對溫州炒家的追隨心理，使得溫州“炒房團”的去向成了資本市場如今最引人關注的熱點。不少學者提出自己的觀點，認為溫州購房團利用資金優勢操縱市場，會製造出偏離市場實際的虛假供求關係，政府必須出手幹預，否則會給市場帶來極大不安全因素。在新一輪房產調控之初，牟取暴利的房產開發商並沒有受到輿論譴責，相反，浙商的被“炒房團”卻成了社會各界抨擊的靶子，並最終導致“封殺”命運。
在溫州的炒房團遭到公眾批判的時候，特別是2004年4月初，溫州市政府叫停了溫州大規模的“炒房團”。隨後“炒房團”事件就陡然白熱化，一般事實類的報道迅速讓位於觀點鮮明、針鋒相對的唇槍舌劍。其後，各地傳來了對炒房團封殺的消息。另外，隨著房地產領域“國八條”新政策的出台，輿論紛紛把矛頭指向“炒房團”，甚至有人說：得盯緊溫州人，別讓他們再把別的市場搞亂了！在這種氛圍下，溫州“炒房團”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